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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对面那个男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危险而紧张的气息。

那人穿得很整齐，衣服却明显不合体，好像是临时借来的。他走进电梯打量我的那一眼，只能用杀气腾腾来形容，让我浑身的血液几乎降至冰点。

我偷偷看他，他仿佛有第六感应，眼珠立刻转过来落在我身上，棕黄色的瞳孔映着顶灯，冰冷得令人窒息。

我不安地低头错开视线，只盼着电梯快点停下。

这座十二层的建筑位于奥德萨“十公里”市场的旁边，其间进进出出的，除了附近的阿拉伯、罗马尼亚以及波兰人，百分之七十为市场里的中国商人。而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从五官到衣着，明显也是一个中国人。

这时七层的显示灯开始闪烁，此层有人叫梯。

门开处我看到一双男式的黑色软皮鞋，一直走到我身边。一角驼色的风衣，熨服地贴在深灰色的长裤边。

狭小的空间内多了一个人，不安的气氛却缓和下来，我没有抬头，只悄悄吐出一口长气，眼看着新上来的人，伸手按下了数字“12”。

十层到了，我凑近电梯门等它缓缓打开，一面在心里编排理由，琢磨着该怎么和彭维维解释迟到的原因。

事情就在这一刻急转直下。

我连吓带惊，事后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门开处眼前黑压压一片人。

我尚未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拽住扔出了电梯，后脑重重撞在对面的墙上，眼前金星乱冒。

等我的视力恢复清明，身体早已失去了应变能力。视线里只有棍棒和菜刀上下挥舞的影子，人体在地板上挣扎翻滚，血肉模糊一片狼藉，眼前呈现的，竟是一场比黑帮电影真实百倍的残酷杀戮。

我开始狂叫，手脚并用向旁边爬动，可是却躲不开四处飞溅的血肉。我大哭，浑身哆嗦成一团，就像儿时的梦魇，除了哭叫，没有别的办法从噩梦中逃脱。

某户人家被惊动，屋门开了又关，屋主人变了调的尖叫在楼道里回荡，经久不懈。

远远的警笛声大作，从四面八方向此处汇集而来。

有人大喝一声：“警察！走！”是明明白白的中国江浙口音。

十几个黑影迅速作鸟兽散，扔下一地沾血的凶器。地板上一动不动趴着的，是一摊血乎乎的烂肉，早已辨不出人形。

我当时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线，居然立刻噤声，翻身爬起来，视线锁定在触目的鲜红上，无法挪动分毫，竟然下意识地琢磨着，这里那里究竟是原来的什么器官。

正看得津津有味，眼前忽然黑下来，刺眼的红色消失了，我闭上眼睛，闻到一股烟草混着皮革的淡淡香气。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是有人用衣襟罩在我的头顶。

一个声音附在耳边，用中文轻轻地说：“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这是我对现场最后的记忆。

等我的记忆又能接上榫的时候，人已在警察局。

乌克兰警察的制服，是一种暗昧的灰蓝色，有点象国内某版铁路制服的颜色。

对警察，在国内就没有太好的印象。到了乌克兰，除了同胞间的耳濡目染，入境时海关警察贪婪的嘴脸，更让我的第一印象，就打了个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我转着脑袋四处打量，发觉自己置身一间封闭的问讯室，室内只有一张长桌，两把椅子，顶灯雪亮，照得我有点头昏。

大脑皮层开始活跃，记忆渐渐恢复，方才血淋淋的一幕又重归眼前。我把头埋进臂弯，努力控制，但无法止住身体的颤抖，椅子被我抖得咯吱做响。

对面的警察却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咳嗽一声，用英语开始例行公事的盘问。

“名字？”

“玫。”我撑着额头勉强敷衍。

“家族姓氏？”

“赵。”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

“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地址？”

我报上当前的居住住址。他皱起眉头，“为什么和签证上的地址不符？”声音虽然生硬，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