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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借了点别的，一顿晚餐，还有一张沙发。

维布给我们做了晚餐，芝士夹心鸡肉球、吞拿鱼沙拉还有奶油蝴蝶意面。我想不到他有这么好的厨艺，同时这一顿晚餐也显得不那么日常，我以为自己打扰了什么。而夏洛特摇摇头，说只是她想吃，她才不是那种节食成瘾的名媛小姐。她把金发随意地扎在脑后，垂下的发丝轻微摇晃，衬着她那张年轻丰满得如同刚成熟的苹果一般的脸，往时我一年见她一两次，在劳工节晚会上喝着香槟聊聊她艺术史专业里的内容，或者在她祖父的生日晚餐上看她吃着银鳕鱼不发出任何声响也吃不完一盘。但今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多吃一块鸡肉球都是罪恶，夏洛特一口塞下一块鸡肉球是对它最高的敬意。

夏洛特和埃德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群抗议者最近又做出了什么新鲜事，她亲昵地叫他埃迪，气氛一直很好。谁都没有问我为什么要去电台里放里普科的《夏夜》，也没有问我那篇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非常体贴。后来她又去冰箱里取了苏打水，我不知道她和他们这么熟悉。埃德温问我要不要喝点红酒，我说不必。事实上今天凌晨里我喝了太多威士忌，胃口并不太好，只是维布的菜式实在是少见的美味。

我又问夏洛特怎么认识埃德温波顿，她说是因为她的祖父，蒂莫西林奇教授。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们都还没有出生。我祖父在他的数学课堂上提问了个特别无聊的问题，你们知道谁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吗。教室里两百多个人都回答，尼尔阿姆斯特朗。然后他又问，那么第二个。整个教室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波顿先生慢悠悠地写完最后一点笔记，才说，巴兹阿尔德林。

她最后的一点描述犹如亲眼所见，那副情景有些滑稽又莫名地像是一种隐喻。她又说了下去，于是他们因为阿波罗登月这个话题成了朋友，我祖父以前为登月计划做过登月轨道模拟计算之类的工作，他一直很怀念那段日子，他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投入这项事业里的。虽然波顿先生在波士顿做外科医生，而我祖父在纽约做数学教授，但是他们总有话题，有时我住在他家客房，能听见他在客厅里和波顿先生电话聊天的大笑声。

埃德温笑了起来，他说，噢，这个我听过好几遍了，这还是我名字的起源，后来林奇教授还建议用巴兹给我做名字。而我父亲说，好像那个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蠢货《无因的反叛》里那段，你大概看过。然后林奇教授还是十分坚持，他说埃德温怎么样。

我挺喜欢这个故事，我希望我的名字也有这么个渊源。但没有，它很平淡，只是来源于我父亲的名字，而我祖父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些天里他们把我的名字拼成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尼尔，我倒是有点期望是那个尼尔，就算这个典故很是流俗，但至少也是个典故。按他的年纪推算，在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那个夏天，我父亲正要进入大学，也许那对他人生有非凡的意义，但他从没和我提起过。我们不谈这些，有时他顾及我的母亲，就在餐桌上和我聊聊我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还有最近的棒球比赛，至于我的学业不是一个好话题，而我们甚至连实事都不会提一句，我们从不分享同样的观点。

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埃迪，他祖父在新罕布什尔州有个林场，有时夏天我们到那儿度假，以前我们用电话和网络沟通，不过现在他住在纽约了。我还不知道他给你教过一年书。

我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样的联系，非常古怪。她和埃德温差了有大约八岁，但这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就像他们的祖父与父亲之间。我和埃德温相交并不深，只是在阅读上多有心得交流，但我相信夏洛特是能真正理解埃德温的。而我并未能有幸拥有与一位女性的友谊，也许温妮勉强算是一位，我总是认为，女人能想得太多，男人却没有思想。

我并不是很了解夏洛特有多大的智慧，但我知道她初中时因为讨厌拉拉队长、和她打了一架，所以直接跳级去了高中。我们那些亲戚因此总觉得她很任性，尽管她后来一直表现得很有教养。不管怎么样，这至少能说明她非常聪明。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夏洛特说她该回家了，埃德温说要送她去停车场。剩下维布和我，他问：你还打算回拉奇蒙吗？

我正在收拾餐桌，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了，在这顿晚餐中我不觉完全沉浸在他们的谈话中，而忘记了去思考将来。他又说：你状态很差，不能开车。我也不能。

听他自揭伤疤，我想安慰几句却想不出什么好话。我想是赶不回去了。

我知道，任何人都不喜欢被冒犯。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和我谈谈。如果需要。他又强调了一遍。我本想说谢谢，可却沉默地把餐具收拾近厨房里。尽管这只算是我认识他的第一天，我却不想对他说什么客套话。我明白他不需要，他好像太容易明白别人的想法，因而我认为客套是对他的伤害。

我洗了餐具，又在餐桌上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