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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受审者共一百一十余人，军衔中尉以上，最高只有两名日军少佐。出庭公审的只有其中被指控罪名最多的十余人，而谢择益不在后一份名单中。

出庭人数虽仍不算多，但已超过工部局会审公廨席位数；上海总商会闻讯，第一时间表示愿为这场临时公审提供场地。

公审当天清晨公布了法官姓名与国籍，包括了美、中、英、法、菲、荷兰在内九位法官。虽然菲律宾不算得一个国家，但因案件涉及到南太平洋地区英属槟榔屿，所以也特许一位菲律宾法官出席法庭。

与临时法庭同时成立的，还有一支国际检查局负责犯罪证据收集。而国际检查局临时侦查处的最高级官员，正是昨天那位布尔布隆大校。

看到这份名单以后，她才算真正明白了布隆的意思。这第一场审判，只是针对租界的除领事与高级决策者以外的、较低一级决策者的审判。而诸如朱尔查、驻日大班在内的驻沪领事与高级决策者，一部分被暂时收押，另一部分已被事先遣返回国。

正如布隆所说，决策者必需被保全。因为假如代表各国行使决策力的在沪最高决策者受到裁决，那就是真正承认自己“错了”；而如果只审判中下级军官，那便是“领导无方”。

在通告最后一页，她看到这样一句话：“第一场公审公开审判租界罪犯。此后根据第一场公审定罪内容，租界六国与中国将以此为依据，修改《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天津条约》《黄埔条约》与《望厦条约》。”

这大概就是布隆的来意。第一场公审用来平息中国人的怒火，方便之后能最大权利保护住自己的租界权利。

一开始她始终想不明白自己与美国租界利益，以及与布隆的私心的关系。

公审当天，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谢爵士。葛太太与她一同前来以后，等到她被陪审官员叫请去作证席位以后，葛太太便与谢爵士并排落座于听审席上。与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杜、黄、张和蒋先生等人。

见到他们一同出现时，楚望才明白了，兴许商会第一时间为国际检察局提供公审场所，兴许不全是出于利益拉拢；仍可能是谢爵士有所请求，商会与青帮愿意给予他一些帮助；当然，更可能是青帮与南京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才最终使得公审场所定在了上海总商会。

也大约因为这一层关系，葛太太也能有机会得到一个听审席位。

除了他们外，还有南京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在包括华人与外国商人在内的、在工董局享有极高权利的在沪名人，比如玻尔。

公审开始前五分钟，她突然注意到布隆往她这里望过来的目光。回头与布隆视线交汇时，他突然指了指自己的脖子，作了个取的姿势。

她稍稍迟疑一下，旋即慢慢将金钥匙从毛线长裙衣领里取出来，挂在外面。

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做完这个动作，布隆微笑着将头转开以后，她却觉察到公审庭里，越来越多的目光往她这边投视过来，包括谢爵士、蒋先生、玻尔……甚至还有法官席上两名法官。

在十点整，这种错觉带给她的短暂不适，在会审开始后很快消失。

因为各国对这个确立政权不过两年有余的政府的法律体系完善程度存疑，在商讨，亦或是南京政府的妥协以后，这场公审最终选用英美法系进行裁决。而这类典型官僚主义的法系特点是：繁冗的举证与控辩流程。

一份起诉书由荷兰庭长德弗雷斯宣读了近半小时。起诉书内容主要针对了纺纱厂事件中的大量日军军官与实习医生；除此之外，还有少量民国成立至今，租界在破坏中国司法主权过程中，工部局对各国犯罪军官及商人的“误判”“漏审”案件中涉案洋人，及犯有“包庇罪”的军官的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