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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顿时老脸通红，因为这个人就是原来三联队的，我和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很光彩的渊源。

当年，我在青岭一直被批斗到暑假结束，后来是林场监狱把我强要了回去。记得监狱的车子到的时候，我满身的油彩正跪在公社门口示众，他们就那样将我带回林场。

到了林场，恰好被场部的一位造反派场长给看见了，他一看见我便哈哈大笑说：

“这是谁的杰作？妙啊！今天就让林一枫在场部门口示一天众吧。”

就这位随随便便一句话，我在林场大门口的台阶上跪了大半天，而且，我那副滑稽可笑的模样引起众人的围观和哄笑。下午让我回去的时候，场部的领导们还说，今天对革命群众的教育效果挺好，以后让咱们宣传队也多学学人家。

我听了他们的话，当时脑袋就大了，明白自己以后可能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国庆节，林场搞了一个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誓师大会，我们这些个牛鬼蛇神也被作为反面典型押上台去示众。林场宣传队的人照葫芦画瓢，剥去我的上衣，在我身上写满花花绿绿的大字，然后将我拖上台去。

青龙山林场关押、下放了不少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我这个小小的局长根本不算什么人物，以前开批斗会，小会才可能有我的份，大会我几乎都得靠边站。可是这一次，我不但有份，而且是会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我本来是站在边上，那些造反派看下面群众对我的样子很感兴趣，便让我向前站在最前面。

这以后，政治上每每有一点风吹草动，我的“光辉形象”都会展示在大家面前，而且我的位置也越来越靠前、越来越靠中央了。那个年代，毛主席每一次发表“最高指示”，都会让我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当然，一旦有什么“跳梁小丑”跳出来反对他老人家，那更会使我惶惶不可终日——我算是亲身体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也深切领悟到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震慑力。

刑满释放以后，我被分在三联队劳动，可我依然在“享受”那种特殊待遇，一切都没有丝毫改变。

他们强迫我一直剃一个大光头，上唇留一撮小胡子，遇上批斗，就会弄得像被山羊咬过的野草那样，乱糟糟的一塌糊涂。林场的人早就不叫我的名字，见了面都喊我“林该死”。

每次批斗完之后，我都会躲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去见人，因为每次下来我都是满身油彩，一时间洗不干净显得很难看。联队里的半大小伙子最好作弄我，他们剥了我的上衣，露出那些个字，然后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牵着我让我在操场上出丑。

三联队是个又红又专的联队，这里大多数的队员都是那些从城里来的根正苗红的小年轻，右派倒是有一两位，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则绝无仅有——落在这个联队也是活该我倒霉。孩子们玩得起劲的时候，甚至会让我四肢着地，象狗一样在地上来回地爬，我若不从命他们便用皮带抽打。

就为了躲这些不懂事的半大孩子，我经常窝在房间里，只有在吃饭、出工的时候才会出门，整天闷闷不乐。

转眼到了73年，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一天，家里让人带信上山来，说我母亲病重让我回家一趟，我马上找林场领导请假——像我这样的人向队长请假是没用的。林场场长很严肃地对我说，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开始了，你们这些五类分子一个都不许离开林场乱走乱动。没有请成假不能回家，心中又担心母亲的病情，我整天待在屋内难以成眠；可是，更让我感到恐慌的是，这次运动不知道自己又会遭什么殃？

五一节前一天，他三舅来了，他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了，头一天下的葬。那天，我跑到联队后面山谷中的一座小山塘那里，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父亲看我神情不对，拉着我的手想离开，我说想去后面的山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