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病4（1 / 2）

在探查手术后的下午我离开了医院，第二天早晨在家中醒来后，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病理报告。不一会儿，我就坐立不安，便走到外面院子去消除些紧张。最后，中午时分，娣走出来告诉我，凯特医生来过电话了，病理医生的结论是组织切片良。我知道有些标记为良的病理切片，后来被证实为恶，或者可能恶变。当然在这个病例，我不允许自己怀疑，我欢迎这个报告，并变得轻松。

手术后，我的声音变坏了，声音嘶哑又继续了一，二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不用担心，”他说，“声带复原是慢慢的，你很快就能正常讲话了。”

我让我的朋友们，我的家庭，我的病人们都放心：我没有病！不过讲话的问题始终存在。免费的忠告丰富极了“停止说话。”“喝仙人掌汁。”“休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建议。我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话，但我喜欢这些免费的忠告，让我觉着朋友们对我的关心。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对病人从亲戚，朋友，陌生人那里听取建议最为忿恨，在我那一代人，即使是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医生的话就是法律，没有可疑问的。我常常对病人说：“我化了一辈子治疗你这

种病，如果连我都不知道，你的邻居怎么会知道？我有医生执照，他们没有。随后我会递给他们一本由美国医学会出版的小册子，里面解释为什么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去听任何其他人的。

奥烈佛.杰森，我的一位关节炎病人，是一位医生的母亲，出于对她儿子的礼貌，我没有收她费。作为回报，在圣诞节期间，她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六本书。该书的作者写道，他不是个医生而是个实验室技术员，他对体内体知道很多，他建议用大量的鳕鱼的鱼肝油来润滑关节。我猜想杰森夫人给我这么多书是为了让我分发给我的病人。当时，不是现在，我真的很恼怒，因为我理解杰森夫人礼物对我的意义。她被拖累了好几个月，而我没有帮助到她，无怪乎她又到其它地方去寻医了。

回到我自己这个病例，我已有过三次检查和一次手术，而声音嘶哑继续加剧，我阅读了所有令人不安的材料，并以极大的意志力没有将其转送给凯特医生，以免对他有侮辱之嫌。

手术后两个月，我还是没有好转，但我没有去寻找第二个方案。这就违背了一个基本法则：在一段可信的时间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反应，你就必须寻求第二方案。现在已经错过太长时间了。

作为变化，我还试服了咳嗽药水，整整的六瓶。以前我责备过病人服用这种东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曾看过的两个医生中就有一位劝我服用咳嗽药水。在一次晚餐聚会中，林医生觉得我——因不能和她交谈——特别可怜，便给了我一些她自己的咳嗽药水。据说她从小就喝这种特别的，药房里没有而只能在健康食品商店中才能买到的药水。为了不让人看见我在买这种药水，我让娣替我去买。喝了六瓶之后，我放弃了，只能给凯特医生打电话。

听完我讲之后，他说：“你的声带完全没问题，这是神的，我送你去看医学院的语言诊所。”

我太了解了，有太多的医生用这种诊断来掩盖自己的失败，但我又一次的赞同了他的观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得的是一种可对付的毛病。

我父亲告诉过我情绪会影响疾病。我老爸有很厉害的头痛，每一，二个星期便会发作一次，在最疼的几天里，他不得不停下他的工作——在奥玛哈，普特街上我家的加油站里为汽车加油。母亲将他从油泵前替换下来，让他回到后面屋子里休息。他瘫倒在油桶之间的靠椅上，把窗子的遮阳板拉下，用一块湿毛巾盖在头上，如此痛苦一天。

当两个儿子上学而丈夫生病时，我母亲就亲自在加油站工作。那个时候加油泵还不是电动的，都得用手作，她无法不让双手沾满油污。假如一辆摩托车驶进加油站的话，还必须清洁气化器，和调换点火塞，这些事她都能做。而摩托骑士站在一边不信任地看着她，一边还摇着头。这真让人难为情，哪一个人的妈妈会去干一个男人的活而让双手沾满油污？没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会这么做！但是她坚持她能够做一个男人做的任何工作。她对我说：“做又脏又不体面的工作并不丢脸，只要是诚实而正当的工作。”

在1934年，我十九岁，老爸正在头疼发作的最厉害的几天，我和妈妈在油泵前收到了一封最重要的信件——我被医学院录取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犹太裔学生要进医学院是相当难的，所有学校对录取的犹太裔学生都有严格的定额。作为一个犹太学生进入医学院意味着十分出色的学术成就。即使如此还不够，还很可能被招生委员会的临时萌生的怪念头而排除在外：“他不是一个绅士”或者“他不是我们同类。”

我读了信，奔向后屋去告诉父亲，他的头疼顿时没有了，他把湿布头扔在一边，打开了窗子，回到了外边和我们一起工作。

“爸，”我告诉他，“我需要二十五元钱预付款来保留我的位子。”

“不用担心，”他向我保证，“我会找到钱的。”

“学费是二百元一年，”我提醒他。

“我们会挣到的。”

“怎么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