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病人因单身没有家庭,我把他送进了安养院。我得遗憾的说,当我想起该打电话给他时,已经三个月过去了。他用责备的语气跟我打了招呼,“你忘记了我。”
“我不否认”我说,“你很孤独吗?”
“不,每天夜里有很多人来看我。”
他衰老了,我想。
“每天夜里他们都来,死了很久很久的人,......我父亲,我母亲,我同村的小时候朋友,他们每天夜里来和我讲话。”
“你不害怕吗?”
“一点不,”他坦然地说,“他们都是来安慰我的鬼,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开心。”
这件事让我知道,中国人相信祭拜祖先,希望夜里见到他们,这是件乐事!而我自己梦到他时,我懂得了老人对我说什么,他在申斥我不管他,所以他只能转身求助他的祖先。我为我的疏忽而内疚。我曾和我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很同情老人,在我开始行医后,我对老人特别关注,假如他们是孤单生活或住在安养院里,我每星期至少去看望他们一次。我被州长任命为俄勒岗老年协会的成员,还被选为出席白老年会议的代表。然而随着医疗业务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忙,去安养院探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现在我自己作为一个病人,面对着慢疾病,我对老人们的感受体会更深了。假如我也和他一样在安养院里了其残生,我会怎样想?我清醒了,必须恢复到和过去一样,每周至少一次去探视安养院里的病人。
星期二早晨醒来时,我肚子有阵阵发紧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一种敏感而已,二次大战时,我登上兵舰出发攻击时也有这种感觉。医学院毕业后,我接受了陆军后备医疗团少尉的职务。来自于祖父母双方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长期来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他们不断用家庭的经历来提醒我:他们来美国时是一无所有,而到这里以后他们有了公民的身份,有了选举和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有了房子和花园,有食品和做礼拜的教堂。他们的孩子成了医生,律师,和成功的商人。在沙皇的俄国,这是永远不可能的。美国是天堂,是值得为之去死的天堂。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想象当美国进入一场战争后,我不为之服务,我也不能相信美国会被陷入一场不义的战争,我坚持我的信念——我的国家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在1938年,在本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背景下,我接受了这个陆军后备医疗团少尉的职务。
1941年,珍珠港战役之前,我依然在梅耶医院的内科实习,一道征召的命令打断了我的实习。战争开始后,我随第一支部队被派往英国,并从那里进攻北非,是谓非洲战役和西西里战役。尔后我又回到英格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我在军队中服役五年,有二年半是在海外。我从少尉开始服役,以少校军衔退役,但我从来没有学到一个军官的勇气。当我跨过舰舷进攻时,我感到恐怖,绝对的恐怖,不能预测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除了把自己交给命运之外,我不能做任何事情。而这一次,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在军队里,至少我的妻子还在我身边,我有干净的床单,我能洗澡,哪怕我不能吃的话,饭菜依然香气扑鼻。
我坚持自己开车去医院,我需要自己管辖自己。在医学院我有不安全感,我知道一些政府首脑和参议员死于癌,更糟的是,一些医生,内外科的主任死在这个医院。在学校,我是全职教授,曾是系主任,但现在没有人认识我,我要像其他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就诊手续。工作人员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习惯于千遍一律的正常流程,但当病人可能患上不治之症时,我也看见过他们厌恶的表情。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的将医学院的预算大刀阔斧地砍掉,致使目下的医院穷得没钱,甚至地板上都没有地毯。我的病房像个和尚的念经房,小小的空无一物,除了光溜溜的白墙壁外只有一张窄窄的铁床,余下的空间勉强能放下一把来访者坐的硬木椅。楼层里既没有住院医生也没有医学生,护士工作站里也只有一位护士。
我记得多年前我在这同一楼层工作,那时是多么的富有生气和充满忙乱,病房里住得满满的,都是全州各地来的疑难杂症病人。那时走廊里充斥着学生,教师和住院医生争论问题的嘁嘁喳喳的嘈杂之声。现在没有钞票,楼层就此萧条,它再也不是一个诊断和教学中心了,它成了手术室。我不知道现在是谁在关心着那些困难的病人,我发誓假如我能存活并且还能讲话的话,我一定去州首府面对议会山上的政客们说,......然而我停住了,我只是一个病人,现在只能祈祷医院的一贫如洗别危及到我自己这个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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