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 第一天（1 / 1）

治疗第一天

今天我将开始x光治疗。做了多年的医生以后你会认为我应该理解和知道什么是我所期望的。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把许多病人转到放科治疗，但除了开医嘱外并不知道会获得什么结果。

我担心自己这个病例，在经过六个月和三次会诊后方得到一个本来是很容易的诊断。在以前我从不承认等待会给病人带来什么折磨，因为一个医生总是按照常规的步骤才能为病人作出诊断。首先是病史，而后是体检，再后是实验室检查和x光，如答案不明确，那就是更多的化验，更多的x光检查，这些都得花时间。病人只能耐心等待，但每一步的拖延都会增加病人的恐惧和疑虑。以前我从不知道疑惑不定

的坐等是一种什么滋味，现在我懂了。

我治疗的预约时间是上午十时，我提前了五分钟到达。还没进入候诊室，一位接待员就拦住了我，很高兴，她挥手示意让我直接进入治疗室。二个姑娘叫着我的名字，和我打招呼，很明显他们在等着我。

这是医学院，所以我知道其中一位是学生技术员，另一位是正式技术员，我只是希望别让那个学生来为我测量。我知道新手总得学习。我在医学院时，二年级生被允许进入病房，但被告诫：“看，听，闻触，仅此而已，不能擅自作任何决定。”赖利。拉贝尔，他为病人的哀求所动，帮病人去除了膀胱管，病人开始出血，拉贝尔的医学生涯也就此结束了。许多年下来，为了满足学生们要有更多亲手实践的要求，这些严格的规矩也就松弛了，——但愿在这个部门不要松弛过头了。我承认学生需要练习，但作为病人也一定会想，为什么在我身上练？

她们把我护送进一间灯光明亮的小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长长窄窄的治疗床，上头悬着一个和x光断层扫描差不多的大大的球形机器。二位技术员笑容满面，轻快活泼，和癌症病人打交道并没有对她们产生任何压抑，她们还年轻，有大把的生命在前头，不知死亡为何物。

他们要我脱去外套，解开衬衫的领子和上面的二个扣子，然后让我踩上一个凳子躺到治疗床上去。这个窄窄的金属床又硬又冷，我身子底下居然连床单也没有。天花板上的灯光闪耀得我只能半闭上眼睛，如此也许可帮助我不要去想得太多。“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她们告诉我，“有点不舒服，但不疼，我们必须定位好你的咽喉，让线聚焦在上面，以后能每一次都治疗在同一部位。”

现在这二位技术员开始讨论我的解剖结构，一个说，“它是短头颈”“是的，我们只能做点什么，”她们将一个枕头滑到我的颈下，使我头颈向上拱起。“这不行，头颈太，”第一个说。“试一下c号尺寸的。”她们将一个有孔的塑料块放在我的头颈下，那个孔正好和我的头颈相配，我的头颈就更拉长一些了。“看来他要用d号尺寸的。”这听起来就好像在为我配试围的罩杯。“头好了，”一个说。“现在放二个膝盖，”另一个回答。她们把一个硬硬的支持物放在我膝盖下，让双膝弯曲起来。“要命，”一个说，“现在他的二个大肩膀正好挡住了线。”在我脚后有一块版，板二端都有一绳索，她们将这二绳索递到我手里。“现在，拉，”她们命令。我便用力拉，如此迫使双侧肩膀向下，终于位置正确了。头颈下垫着一块塑料块，使我头颈曲伸，脚底蹬着一块板，二手用力拉着二绳索，使肩膀压低，躺在这硬硬的治疗床上，面对着耀眼的灯光，我还被告知要保持平静和这种固定的姿势一小时。

他们对我解释说，接着要拍一系列的x光片，以帮助确定我咽喉的实际位置，然后将x光束聚焦在那咽喉的病变部位，希望这窄窄的光束直接投到病变的组织而不要伤及正常组织。为了减少正常组织的损伤，她们首先在左侧聚焦，然后再右侧，如此使线聚焦在实际的病变点上，而使正常组织的曝光量比病变组织的一半还少，那时她们的希望。

第二个半小时是花在转动那个圆球，啪嗒啪嗒的拍片和重新调整我的头位。最后我觉得再也坚持不了时，她们宣布，“你被聚焦好了”。利特医生走进来，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只是了我的颈部，看看x光机说“行了”，便又走了出去，他的行为令我震惊。

主管技师现在对我说，她正在我的颈部放上四个永久的刺青标记，这样她们或者以后的技术员都能知道线聚焦在何处，而我则要陪伴这些刺青标记一辈子了。这样也好，以后如在这特殊部位又要进行x线治疗时，谁也不会搞错。

为了让她们能对准目标，我竭尽全力地坚持着，觉得有几下针刺，我就被标记好了。

现在轮到决定最大的而又不会灼伤我的线剂量，这个剂量是由计算机来决定的，掷骰子就此一次，假如x光治疗失败，再无重复的可能了。

所有做完后，我便可以做第一次的治疗了。

那个大眼睛转到了我的左边，房间里的灯熄灭了，大眼睛出一道光束集中在我颈部。技术员告诉我，我将单独留在这里，她们都要离开，x光有致命作用，她们将在铅屏风后面从电视荧幕上监看我是否移动。她们一面说一面奔出了房间。我听见喀哒一声和一阵呼呼声，这声音持续恰好三十秒。这是灯亮了，技术员回进来迅速地将大眼睛转到我的右边，又急匆匆的奔出去，灯又灭了，大眼睛出的光束又集中在我的颈部，又是一声喀哒和一阵呼呼声，我数了正好是三十秒钟。

第一次治疗结束了，她们帮助我从床上起来，我有点僵硬，但没有任何疼痛。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由得细细回顾了那二个姑娘在讨论我身体结构时的那种冷漠和不近人情：“头颈，肩膀太宽”说这话时旁若无人，真是一种恶劣的医疗态度。对于这种态度我是熟悉的，虽然以前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在这一生我听见过这类无理的口：“一个僵死的的老头，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这破家伙在411房间......”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带我去买一年一度的新衣服，是过犹太新年用的。母亲抱怨说夹克衫的领子有些不合适，那个售货员却说，“这不可能合适的，因为他的头颈太了。”母亲气的拉住我胳臂就往外走，我们再也没有到那家店去过，而且只要我还有记忆，这件事将永远留存在我脑中。

我有一个病人也有相似的经历。哈彩.贝森第一次来看我时是三十五岁，除了胖以外没有什么问题。她五尺三寸高，重155磅，我检查完之后唯一的建议便是减重。一星期之后她又回来了，要求我再替她磅体重。“贝森夫人，”我说，“为什么你不在家里自己磅呢？每次你到这里来是要收费的，不如你自己买个磅秤可以省不少钱。”“不”，她坚持说，“靠我自己减不了体重，只有你替我秤重，才有帮助。”

我同意了。“你的体重是154磅，”我告诉她。“不”，她却说：“151”。“你自己看着磅秤，是154。”“只有151。”她坚持说。这真把我恼火了，一个知识妇女怎么能如此蠢笨，“你再看看，难道你连这数字也不识？”她看了看解释说：“是只有151，你是把我的二个□都算进去了，但我没有算，它们重三磅，所以我把这秤上的数字减去了三。”“你怎么知道你□的重量？”“我用厨房磅秤秤过。”“那它们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吗？”“不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妈领我去看医生，我听见医生对她说，‘这小小的丫头，却有二个大□’，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把这□当作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有些滑稽，但那个医生在一个孩子面前是无心的讲了些蠢话，也许这又是一个我的专业同行在病人面前旁若无人的例子吧。

对哈彩.贝森来说，她的□只是小事一桩，而我的头颈在我一生中却再一次的成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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