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 第五 六 七 八天（2 / 2）

星期五，拉比到访

娣温和的打断我说，“高拉比今天来过电话。”

“他要做什么？”

“他要来看你。”

我有点恼怒了，“为什么？我又不是他们教会的长期成员，他过去从没给我打过电话。我不需要吊丧，也不要他的同情。”“我不能说不，”娣解释说。“我不想替自己找麻烦，”我回嘴说：“本来在你面对死亡时唯一想做的便是告诉别人你在想什么。年纪大了并不是行为古怪，而是自我抑制，我不愿多说，他什么时候来？”“今天。”

下午，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来了。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正在做着我从来不敢做的事——给在家里的癌症病人打电话。我能做的只有在医院的病房里探视临终的病人，当治疗失败时，一个医生能对病人说什么呢？我总是为生癌的病人请求会诊，让会诊医生去解释我们的失败。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悲伤，因为病人太需要帮助了，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在门口迎接拉比，陪他进入书房，当他一坐下来，我便挑衅似的问他：“你是来为我祷告吗？”“不，我已经学得聪明了，当我刚做拉比的时候，我习惯于手中拿着一本小小的黑色祷告书在病房中巡视，后来我承认，我的这付模样在病人看来就像是为他们作安息祷告。”“你的意思是犹太人并不信祷告？”“完全相反，”他回答我，“不过他们习惯于个别地向上帝祷告，他们不需要中介，比如像一个年轻而傲慢的拉比。”“那么不拿那本祷告书，病人是否友好地接受你了？”

“不完全是。有一次我应医院的电话之召，走进病房，还未在病人面前停下，他就开始背诵他的所有症状，完了后他要求说，‘医生，你能为我做什么？’”“我们能祈祷，”我回答他。

“祈祷？见鬼，老兄！我在生病，为我做些事吧。”“听起来倒像是在对我说，”我对拉比说。“宗教也是能做些实事的，”拉比回答，“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一个□的朋友有一个寡妇女儿，在他们的宗教里，婚姻是在天堂里已经缘定终生的，因此一个寡妇只能再嫁给一个鳏夫，否则当他们回到天堂与原配重新会合的话，就会有一方没有配偶了。但事情就是发生了，这个女儿发疯似的爱上了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人，他也同样爱她，但结婚是不可能的。他们便带着这个问题勇敢地去面对教会中的长者。你知道怎么解决的？”“不知道。”我回答。“他们结婚了，那些长者建议他们当回到天堂时让上帝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喜欢这个方法，”我告诉拉比，“这倒很像我祖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小时候老把玩具拆开，她警告我，‘你把玩具拆开就装不起来了，再也玩不成了’。她的宗教理念就是她一再说的，假如你问得太多，探究得太深，你的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有了。”“你是否有过一个病人出乎你的意料从癌症中康复的？”拉比问。“犹太人相信奇迹吗？”我回答他。“是的，摩西将红海分开，把水引开。”“你是个回避大师，”我对他说，“不过我有些难忘的病例，像安吉罗.卡斯蒂路——这么多年了我还能记住他的名字，我做住院医生阅看病历时发现五年前我曾见过他，那时安吉罗被告知他的妻子将死于癌症。我真不愿旧事重提，但不得不问一下：“你太太怎样了？”他笑了。“她很好啊，她还活着。医生把我吓得要死，我带她回家等死时把医生的话告诉她，她只是说他们错了，上帝已经对我说他们错了。她没有变坏，而是越来越好，现在依然活着。”“那你对此怎么看呢？”拉比问道。“很简单，诊断错误。每个医生都会有类似的病例。假如病人存活了，在去复查一下病历的话，通常都会发现要么是x光片被误读了，要么是病理切片被误判了，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信念治愈’。有些病例甚至是病理解剖后也不能确定死亡原因。我知道一些很优秀的病理学家对活检结果是恶还是良都有分歧意见。你想象一下，对病人而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如果你不治疗，你可能死于癌，如果你治疗，你可能死于不必要的治疗。”“你是否知道有诊断确凿的严重病例，没经治疗而康复的呢？”拉比坚持地问。“有的”我告诉他，“我有过一个病例，我确信她是得了癌，没有经过医疗而康复了，我告诉不了你为什么。”

拉比站起来要走了。“你有什么事要忙？”我问。“今天是星期五，”他解释说，“我必须在日落前为主日作些准备。”“我想也是，你要逃了，你并不比我好呀，你把时间安排得这么妙，来看病人，只有几分钟便要走了。”

我们两人相对露齿而笑，显然拉比的药让我感觉好多了。

星期六

今天是休息天，没有治疗。荞爱丝，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打电话来，她听见了这个坏消息，要和丈夫一起来看我。我急迫的要她过来，但她始终还是没来。

以前从未想到过，但重病之后，和我的许多病人一样，却有了一种被隔离的感受。对别人的麻烦再也难于去关心了，邻居家专心致志的改建露台也引不起我的兴趣，而且我的一些朋友也有了与我交往的困惑。总之，我的癌症成了一张石蕊试纸，谁能和我一起面对癌症，谁不能，都被试出来了。我理解荞爱丝，去造访一位濒死的生癌病人是一件难事，我理解但我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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