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 第二十九天（2 / 2）

我试图将自己的思想从自身的麻烦转移到这些学生身上去，我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像我的同学一样优秀，在我的学生时代，每一个医学院的名额便有三个申请者，而现在对每一个开放名额申请者还不足二人。

医学院中的女生一向都很少，学校是个兄弟会。我的班级中没有一个女孩子，大部分的女生都被刷下到护士班去了。很少有医学院能保有三四个女生，所以这些被招进医学院的女生常常遭到骚扰。

那个时候，新生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将被淘汰是个规律，在我班中，进来时是104人，毕业的是72人。最不易通过的是解剖课，解剖学教授只讲第一课，随后的课程让同学们越来越明白，往后的四年中他们将面对一种多么令人难受的生活。而班级中的女孩子更会受到特别对待，她会被安排去解剖□。

到我进入实习时，一百人的班级中有五六个女生。我当了风湿病学主任时，我开始给学生们提供暑期奖学金，被选中者在我办公室和我一起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大部分时间我挑选了一个女生。在我一生工作中，有过六个合伙人，其中三个是女人。一个合伙人曾提醒过我，“你知道吗？你和你兄弟都喜欢女孩子。”我想，又有谁不是那样呢？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我认为有些事情是因为我母亲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蒂固的印象，所以我常常听到她在说，“我希望我能是一个医生”。我肯定还把这些感觉传递给了儿子们，所以他们娶了三个职业妇女：一个律师，二个医生。

今天进入医学院的女生已占35%-50%，淘汰率是1%-2%，我希望骚扰已消失，一切变得更好。

还有，我疑惑的是如何挑选医学生，是凭别，男生还是女生？随机？不问其科学能力专挑有同情的？还是除了学术水平外与病人形同陌路的？

这些学生是新的，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对我父亲来说，一周七天，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是可接受的。对我来说，白天十四小时，外带夜间电话值班是正常的，而新的这一代医生则要求白天十二小时的工作附带有假期和休班。他们是对的，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导致疲劳和判断失误。但从另一角度看，医生换班，病人就常常成了漏失检查和发生错误的对象。

医学生要求从紧张劳累和过度工作中解脱出来，但他们的解决办法—更多的休班，对病人没有好处。当我有一个病人发生并发症时，我晚上都不睡觉，我希望这些年轻的医生也应该同样的吃一些苦。

他们这些人和我们这一代是同样优秀吗？也许是吧。一班九十个学生里面，只有几个是能在水中行走的，其余的也只是合格而已，而且还总有几个毕业后从来没有做过医生。值得忧虑的是，这一群合格者的池水也不是水平如镜而是涟漪不断的。那些好学生受到医学之外的诱惑太多了，比如电脑科学，商务，法律等会提供更高的薪酬，长久以往，医疗质量将会退步。

公众怎么会知道其中之三味呢？我为自己挑选医生时就犯了傻，我挑选他们就因为是朋友。而现在，以我的后见之明，我就会做更好的选择。首先，我考虑的便是品质，我们一生中获得的医疗服务是一次最盲目的购买，我们没有可比较的基础，所以我要求我的医生必须正直，我要确信他的意见确实对我有益而不是对他自己有益。

其次，我要了解我的医生的专业知识，他从什么学校毕业？在哪里实习和做住院医生？有何专业背景？是否经常进修？他的同事怎样评价他？在治疗我的这种疾病上他的记录如何？

只有在这些问题都得到回答之后，我才会再去考虑一些更个人化的问题：他有同情心吗？善于倾听吗？能否互相交通？我们可协调相处吗？我把同情心放在首位，但假如这个医生没有专业知识，同情心又有何用？我的所有医生都有同情心吗？我并不知道，以前和他们很少接触。我自己对病人富有同情心吗？要在几个月之前，我会肯定地回答“是”，现在我开始明白，在同情心的衡量上，期望值要比给出值高得多。

有些医生能充满感情的交谈，有些不能，我并不认为这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到的。我为自己有这种和病人，甚至是最困难的病人沟通的能力而自豪。许多医生因和病人的关系破裂而寻求帮助，我从来没有。假如病人很难处理，我总认为是我的错。一个生病的人是会焦虑不安，忧心忡忡的，而我是个正常人，所以必须做出调整的人一定是我，我一向就是那样做的。

亚瑟.布朗，一个波特兰的律师，出身于一个大声嚷嚷的家庭，他的大声高调被认为是一种炯吓对手的方法。他在法庭上干得不错，但城里的医生都因为他的不近情理和蛮横要求而不喜欢他。他仅仅是因为和他先前的医生相处不下去而来看我的，他的毛病——普通的伤风感冒，早晨的时候他还在我的办公室，午饭时间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地叫着，“我上午来看你了，还用现金付了你那讨厌的账单，但我还是在感冒。”我保持着平静，“我们像律师一样”，我说，“我们需要一点点事件”，他笑了，还为他的母亲向我道歉，他母亲的脾气比他更坏，但我们仍相处得很好，我还被邀请参加她的八十岁生日派对。

我的侄子鲍勃第一次加入我们的医疗团队时，我给他分配了一个病人。他花了一个小时后满头大汗的走出房间，“我再也不能和她在一起了，爱德叔叔”，他跟我说，“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让我看她”？

我进入病人房间花了几分钟便让她安静下来了。当她微笑着走进大厅时，却对鲍勃皱起了眉头，“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叔叔一样”？她问他，“你叔叔只花了几分钟便跟我讲清了毛病出在哪里。”

后来鲍勃对我的‘个人魅力’放声大笑，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善于和病人建立关系。我富于同情，敏于理解，但现在我是一个病人了，我才知道你不会真正的理解，除非你身临其境，亲身而为。我以前认为自己很好了，但现在知道好得还不够，今天我会变得更好。

医生献身于给人以帮助，和我一起在电梯里的学生还在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取兴奋，像通常一样集中注意力在诊断上面而不在乎病人的感觉。

有一次，我还是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时，我们八十个人一排排的围坐在圆形露天剧场里，中央舞台的床上躺着一个从西内布拉斯加来的魁梧结实的农夫，他几乎赤身露体，上身完全曝露着，下半身盖着一条被单。教授讲述着这个病人的心脏杂音，然后八十个学生排着队，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新的听诊器去听这心脏。这声音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新鲜和奇怪，其中大多数人只是假装着听到了杂音。农夫耐心的躺着让学生们从他身边经过，当最后一个学生结束后，他从床上跳了起来，□的站在那里破口大骂，“见鬼！”他叫着，“我七天前到这个医院里来是痔疮开刀的！而现在却让你们这些家伙干这个事？”

我慢慢的向x光科走去，我知道要让这些年轻的医生们懂得肿瘤的诊断对病人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很长的时日。我到达预约窗口时，治疗师已一切准备就绪。因为我对这治疗已习以为常，今天躺在这治疗台上没有闭上眼睛，而是看着上方的x光机器的巨大圆球。它绕着我的头在转动，先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在它转动时，我能看见其中有一个孔。这个球让我想到像一个巨人的眼睛，而整个机器就如一个活的巨人。我恐惧地望着这个眼睛，因为能致人死命的x线光束就是从这眼球的孔中发出来的。当这机器呼呼作响产生光束的时候，我真想闭上眼睛，将已看到的东西拒之脑外，因为在这大眼球的虹膜附近我见到了一块制造商铭牌，这机器是旧的！假如我去梅耶或斯坦福，或斯隆——凯特令医院，他们肯定会用更好的，更新的，更贵重的型号，当然，我得离开家六个星期，娣也不能陪我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还只有一天的治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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