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事4 事故如何定性（1 / 2）

837

034 事故如何定性

半夜，红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大大小小十多个县领导坐在里面。里面，烟雾缭绕，不时传出咳嗽声。

郑送祥敲了敲桌子，嘶哑着嗓子说：“同志们，今天是个黑色的日子，这个事件表明我们红县的治安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和漏洞，教训是深刻的。作为一把手，我是要负责任的。俗话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事故出了，怎么善后，怎么向上级领导交代，这才是重中之重。这个时候把大家召集过来，就是想请大家就这些问题议一议。”

大火烧起的时候，常务副县长鲁宪周一直在现场，只是没敢露面。当时那个场面啊，真的吓人，一想起就心有余悸。等郑书记作了开场白，他看了看面色沉重的与会者，便抢着说：“郑书记的指示给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我认为，这个会具体要议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事故怎么定性，是作为群体事件定性还是作为火灾事故定性？第二、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办法，出了这么大的事，肯定要处理几个人，处理谁，怎么处理？第三、事故虽然平息，但肯定还隐伏着不稳定因素，如何做好稳定工作，特别是做好死者家属的稳定工作？这些问题，我认为是我们目前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接下来，按平时开会发言的顺序，应该是副书记张丹枫了。不过，郑书记没等他发言，就直接点名说：“红兵同志，就宪周同志提出的三个问题，你谈谈看。”

萧红兵作为公安局局长，确实有理由接下来发言。可是，在县领导中，他不是重量级人物，连常委都不是。在这样棘手的问题上，他敢随便说？冷不丁听到郑书记点名，萧红兵惊了一下。想到上次郑书记单独会谈，要他站正确队伍，心中有了想法，马上调整好情绪，快速思考了一下，说：“这个，这个，我想就第三个问题谈谈。我先描述一下死者吴明花死亡前33小时的活动轨迹：九月十五日下午五点，吴明花去美丽人生酒店上班，次日凌晨两点左右，酒店调酒师王志微和两个同事下班回到宿舍，经过一个包间时，看到吴仰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王正和吴耍朋友，便把吴背回吴的住处。背回住处后，见吴昏迷不醒，室内又没有其他人，王便和吴发生了性关系。事后，王见吴脸色苍白，嘴唇青紫，忙叫来酒店保安一起把吴送到医院，却隐瞒其与吴发生性关系一节。凌晨四时许，吴抢救无效死亡。”

郑送祥擂了一下办公桌，骂道：“这个狗日的！这样的细节你怎么不早调查清楚。一个屁大的事，居然弄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后面，肯定有不法分子在幕后策划，一定要查出来，严加惩治。”

萧红兵咽了下喉咙，说：“因为当天晚上吴明花确实敬了省里领导的酒，社会上有些传言，我、我们不敢朝这方面想，就、就忽视了这个细节。这下好了，事情和省领导无关，我们可以放手办案子。郑书记，各位领导，王志微虽然与吴明花在耍朋友，但吴昏迷不醒，没有行为能力，萧的行为可以定性为。这样的话，我们便可以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给社会一个交代，还省领导一个清白。”

与会者听了，纷纷点头，觉得这个举措不错。见问题有了解决的契机，郑书记稍微舒展了一下眉头，说：“小平同志，就第一个问题，请你谈谈处理意见。”

刘小平唔了一声，说：“整个事故，没有人员死亡，是不幸中的大幸。就美丽人生大酒店被烧这个事，我认为，定性为较大火灾更为妥当。”

洪文强哼了哼鼻子，说：“事故的导火线是吴明花非正常死亡，事故的起因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去酒店讨说法，事故的过程是有人打砸抢烧，事故的结果是多人受伤、两辆警车被砸、六层高的四星级酒店被烧。这样的事故能定性为火灾？我认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把事故定为群体事件较为妥当。”

如果是较大火灾，那事情和领导牵扯不大，如果是群体事件，那事情与领导牵扯就大了。弄不好，领导们是要掉乌纱帽的。在座的县领导们，自然知道孰重孰轻，马上噤声，偷偷地看着郑送祥。

沉默了一会，刘小平说：“郑书记来我们红县五年，励精图治，硬是把我们红县的贫困帽子摘了。难道，我们就忍心让郑书记因为这样的事受到牵累？如果郑书记被处理了，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常委都难辞其咎，肯定没好果子吃。”

确实，郑送祥调任红县县委书记的时候，整个县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县委常委讨论支出项目的时候，细到五十块钱的支出款项；县里开两会，连用多少纸张都要事先审批。为了树正气，起好模范带头作用，郑送祥在县常委会上规定了四个不：不参与打麻将，不进夜总会，不进歌舞厅，不到干部职工家串门。在他的带领下，红县经济才慢慢有了起色，直至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刘小平的话入情入理，不由人不接受。于是，办公室里开始争论起来。有的说这个事不是小事，谁都担责任不起，主张如实上报；有的主张进行技术处理，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议论来议论去，没有一个定论。

作为一把手，郑送祥是见过大风大浪的，这种充满矛盾的决策场面不知经历过多少次。见时候到了，他扫视了一下，一拍桌子站起身来，说：“同志们，我县出了这么大的事，不报不行，实报也不行。我看关键问题是要在思想认识上下工夫，要从一切有利于稳定大局出发。同志们，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处置不当，各级领导班子就会被大处理、大换班。不是当事者，可以把别人的失误当做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不会考虑如何戴罪立功，想尽办法挽回损失。如果这样，那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从现在开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统一思想，不出现分歧。即便有，也要埋在心里。事情到底该怎么做，我看，还是由小平同志提出方案，大家遵照执行。”

在郑送祥来红县当书记之前，刘小平是主管教育的副县长，连县常委都不是。共事一年后，他发现刘小平很务实，也有能力，就刻意培养。在他的推荐下，刘小平被任命为常务副县长，进入县委常委。在去年的班子换届选举中，他又力排众议，向市领导推荐刘小平为县长候选人。市领导比较尊重郑书记的意见，把原来的那个县长平调，让刘小平走马上任。

在这个当口，刘小平见郑书记看自己的神态，多少有些患难与共的味道，便接过话头，说：“我完全同意郑书记的意见，根据大伙的看法，我拟定三条处理意见：第一、事故定性为较大火灾，善后问题由我带队处理；第二、王志微的行为定性为，立即拘捕，由红兵局长负责落实；第三、死者尸体还没有火化，由丹枫同志带工作组，上门做通思想工作，力争明天妥善解决。

散会后，几位领导走了，郑送祥和刘小平留了下来，相顾无言。坐着抽了一会闷烟，郑送祥说：“与这件事有关的省领导是谁，你知道吗？”

刘小平摇了摇头，说：“我都忙晕头了，还没来得及了解。”

郑送祥叹了口气，说：“是孟征兵同志，他担任过我省的副省长，卸任后担任省乒乓球联合会主席，省旅游资源开发指挥部副总指挥。”

孟征兵应该有一番年纪了，怎么还要小姑娘去陪什么酒？刘小平想着这么一个问题，但没有说出来，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次日上午，谢永利急着把课上完，赶到县人民法院。接待他的是一个年轻法官，姓蔡。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穿着制服的法官，心里头免不了有些慌乱。他一进去，就说：“蔡法官，我要告状！”

蔡法官冷静而温和地说：“告状可不能来我们法院，你得去找纪委，这是打官司的地方。”

谢永利愣了一下，说：“那我是打官司，和派出所打官司。”

这一说，吓了蔡法官一跳。他请谢永利坐下，又倒了杯茶给他，说：“你和派出所打什么官司？”

谢永利喝了口茶，恨恨地说：“他们滥用职权，平白无故地铐我，还关了我三天。”说罢，他非常气愤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蔡法官很认真地听完，沉吟了半响，才说：“谢老师，你这桩官司不好打啊。来，我给你看下法律条文。”一边说，他一边从桌上翻出一本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你随身携带管制刀具出入公共场所，属于情节较重的。”

听蔡法官这么一讲，谢永利蔫了气势，嗫嚅着说：“我买一把削水果用的刀子，就被警察关了三天，还被罚了五百块钱，这太黑了！”

见他悲痛的样子，蔡法官劝慰道：“谢老师，算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犯这样的错，不就行了？”

谢永利哽咽着说：“这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一辈子翻不了身。”蔡法官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只很同情地看了看谢永利，便不再理睬，招呼其他打官司的人去了。

谢永利有气无力地出了法院，回头看去，感觉挂在大门上的国徽很是刺眼，竟哆嗦了好几下。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通，猛一抬头，他看到一块招牌：君信律师事务所。

谢永利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地向那里走去。一进门，一个姑娘便迎上来，热情地说：“先生，请问，需要提供什么帮助？”

谢永利说：“我要告派出所！”

姑娘依然带着笑，说：“好的，我们事务所的唐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带您去见他。”

像大医院里面的导诊小姐一样，姑娘把谢永利带进一间办公室。唐律师四十出头，显得很精明。听了谢永利的陈述后，他用手指头敲了敲办公桌，说：“谢老师，你带了管制刀具出入公共场所，严格按法律来，警方拘留你没有错。但警方能查明你的身份，你没有前科，也没有主观恶意，拘留你就显得勉强了。”

听了唐律师的话，谢永利陷入绝望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激动地说：“唐律师，你是说我的官司有希望打赢？”

唐律师笑了笑，说：“我帮你分析分析，表面上看，整个事件，确实是法律明确规定在前当事人违法行为在后，警方依法对你进行处理，似乎真没有错。但若是细细推敲，并非如此。你这把刀是从超市买的，只是悬挂在钥匙链上。据此，很难看出你携带这把刀有什么非法使用的目的，也就是说你没有主观恶意。当时，你也明确陈述了这把刀的购买经过、目的。我们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警方认定你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但显然属于情节较轻的行为，警方完全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比如说没收刀具、予以警告等。但警方却固执地照搬法律条款，将你拘留三天，罚款伍佰。坦白地讲，这哪里是什么严格执法，分明是误解法律滥用职权。一个国家离不开警察，一个社会也的确需要警察，但是，我们不需要权力泛滥的警察，更不愿意自己的国家成为警察国家。”

唐律师的这番分析，让谢永利马上兴奋起来。他赞道：“唐律师，你分析得太好了，说到我的心坎上。你说，这官司怎么打，我听你的。”

唐律师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按本律师事务所的规定，你得先交一千块钱定金。如果胜诉，还得交两千块钱胜诉费；如果败诉，这一千块钱就作为代理费用。”

这个时候，谢永利哪会吝啬这一千块钱。他马上拿出皮夹，数了一千块钱，交给唐律师。唐律师开好临时收据，说：“谢老师，这个官司不好打啊，因为你告的是警察。”

这是什么话，先让我兴奋，等我交了钱，又浇我冷水？谢永利用近乎哀求的口吻道：“唐律师，只要你尽心尽力，即便败诉，我保证没有任何怨言。”

唐律师要的就是这句话，他很诚恳地说：“兄弟呀，公检法是一条线，要想胜诉，还得想想其它法子。”

谢永利说：“我要是能想出法子，就不会找你了。”

唐律师说：“那是，那是，我的意思是我帮你想法子。刚才你说有人拍了火烧酒店的情景，你要是能弄到视频，那就是证据。有了这个证据，我们就可以来个四两拨千斤，迫使警方让步。”

弄到火烧酒店的证据？迫使警方让步？唐律师的提醒，马上让谢永利想到了一个人——杨松柏。一颗死寂的心被激活了，他满怀信心地出了君信律师事务所，大踏步走向洒满阳光的街道。

当天晚上，谢永里就去了杨松柏家。见到谢永利，杨松柏愣了一下，开玩笑道：“老同学，才几天就变形了，是不是国庆长假的夜生活太多，身体严重透支？”

千言万语，谢永利不知道从何说起，委屈的泪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憋了好久，他才哽咽着说：“老同学，你救救我！”

见他那样子，杨松柏慌了，忙说：“老同学，别急，有什么事，你说。”于是，谢永利哽哽咽咽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然后，他说：“我找了律师，律师告诉我，只要找到火烧酒店的证据，就可以来个四两拨千斤，迫使警方让步，恢复我的名誉。”

听了谢永利的讲述，杨松柏的心也沉重起来，半响说不出话。最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永利啊，不是我不帮你，领导组织我们开会了，严禁外传相关资料。弄不好，我的饭碗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