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车经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被破坏的严重程度。汽车每开100~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看见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这些人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军把10~20个士兵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全部洗劫一空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把掠夺来的物品成箱成箱的拖走,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把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我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在太平路上的圣公会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全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把福斯特的自行车也拿走,见到福斯特和我,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把一个日本巡逻队拦住了,告诉他们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理也不理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把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将他们捆绑着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在司法部大楼里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约有400~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估计他们是被日本人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这种做法把我们惊呆了。
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准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在空房子里安置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韩(湘琳)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日本兵拉走了。贝茨博士报告说,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我的私人住宅也来了几队日本兵,当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社党卐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国国旗非常不受欢迎,我们委员会成员索恩先生汽车上的美国国旗被抢走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盗了。从清晨6点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奔波,因为我们要准确地了解这种暴行。韩(湘琳)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多少少还算客气,举止也还算得体,但是一部分部队的行为确实可恶。飞机上抛撒着宣传品,告诉平民百姓,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我们疲惫不堪,不抱任何希望地回到了位于宁海路5号的总部。城市的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但是,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怎么活下来的,对我来说简直是个谜。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救护车最后终于把他们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弹击中了他的小腿,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12月14日
我真的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时间很少被我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的职业很不协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不得不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用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会左顾右盼,以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原谅了我们的过失,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不知不觉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就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
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
每一个沉寂
都萌发出生命的
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
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
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
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并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虽然值得称道,但是我不能确定他能否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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