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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

袁可立马上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在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观点很鲜明，他强调了政变这种形式的非法性，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认为“即珲果不道”也应该“待中国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经12次做过汇报。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军门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

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还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

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

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仍命茶，谢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更主要的情况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

194章大国的优势

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一个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二十一世纪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去，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

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鲜君臣对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改写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