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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 ——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 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