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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钟邵去谈话的，他们俩的口供一致，就是打死不认。

“老师你说什么？”

“老师，这些谣言你都信？”

“老师，你怎么知道我们俩行为亲密？因为我们俩手牵手，还都一起上厕所？好多女孩子也都这样，还一群一群的呢，我们还只是一对一的，她们这行为不是更过分更重口？你怎么不找她们。”

因为没有证据，学校还提供了举报奖励，有人举报校内有情侣行为过于亲密的，有奖金，男女两百，女女三百，男男五百。没有人会做背叛组织的事，于是我们保持着集体默契，都在等着看好戏，抱着哪个穷鬼去举报我们就一起弄死他的态度，却等到毕业都没有一个人举报。老师称我们是这一届是最叛逆的一代，最轻视和怀疑权威的一代，我们的学哥学姐，包括我们的下一届都不是这样的。

到了临近高考，杜奕欣的压力很大，班里浮躁的气氛也越来越重，过去连上课时的死气沉沉都不见了，只有不断的自我质疑和迷茫。我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你真的要退学吗？”

我想要退学，因为我注定是高考失败的那一拨人。

所有人都极其渴望听到别人对人生选择的思考，他们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选的，可每个人都选不了别人选的路，我们一边等着高考的来临，一边无心复习，倒数一百天的计时开始以后，我们在强烈的恍惚感和失重感里，疯狂地聊天和看电影，这是一种集体自发的行为，蔓延到整个高三年段，只要没有检查，闲暇时我们就关上门黑了灯拉了幕布，用投影仪看，恐怖片或是喜剧，一群人大笑和尖叫。

我们当中也存在着两极分化，自命不凡的学霸们总是哭着去告状说这环境学不下去了，他们是最反对放假和休闲的一群人，到后来，他们都集中到大教室自修去了，霸占了教室的我们彻底放纵了。

最后的几天，他们回来了，因为连老师也说最后三天的复习其实没什么用。他们终于彻底发现了学习的真实性和考试的虚幻性。

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命不是赌注，不会被压在这盘全国的棋局中一旦输了就彻底输了整个人生，可我们这些棋子，除了全部都落进这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就别无选择。

在高考结束和谢师宴之间，有两天的假期，杜奕欣约我到公园森林，两个人坐在半山腰的长椅上沉默着抽烟，看一场夕阳西下，我不断地咳嗽着，杜奕欣告诉我，钟邵都比我会抽烟了。我不想从他嘴里听说钟邵的事情，我就直接说，“我很小气。忍不了你提他。”

我想，杜奕欣估计是误会了些什么，夜幕的漆黑中，他压住我，冲动地问我最后一次，我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我拒绝了。其实我可以和他谈判的，比如我和他打上一炮，他就和钟邵分手。可这些事，对我们三个人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俩分开的时候，杜奕欣问我：“我和钟邵在一起，没关系吗？”

我说：“没关系。只要你们是为了自己才在一起的，就没关系。”

你们都千万不要为我。我早就和杜奕欣坦白过，我是个胆小鬼，他千万别忘了。

我从来都担不起生活这个担子，更何况爱情沉重，只让对方来担，我就太自私了。所以我能做的，就只是顺他们去。

谢师宴的时候，钟邵喝的有些醉，从隔壁桌摇摇晃晃地到处摸索着，喊我名字，他似乎喜欢这种分离前的热闹，而我却清醒，更是避开他们，只一个人坐着吃东西等结束，我抓住他的胳膊，怕他踩到酒瓶，拎着他，将他牵到我身边的位置坐好。他痴痴地冲着我笑，问我一个人干嘛呢，他自然地将脚往我这边伸，将双腿架在我的腿上，舒服的姿态，又觉得头晕，问我说他的脸是不是很红很烫。

他也学着我开黄腔，凑到我耳边说，“这次总比我身体里的温度还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