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那些为锦颐发声的文章仅仅是出自无名之士的手笔，那便必然是无法扭转时局、改变舆论的。但偏偏，写出那些文章的人，俱是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名望的文人大家，叫人无法忽略不计，也叫人无法刻意避而不谈。
——“我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竟也开始以资历论高下，而不是以文笔较长短了。‘文人，是最清高，也是最懂得见风使舵的存在’，你们在用你们的行为，来对谢锦颐先生的《平等》，予以最好的佐证。”
——“我不知道你们的谴责、你们的谩骂，究竟是想要表达些什么。谢锦颐先生的《平等》难道说得不对吗？我们和洋人们的地位平等了吗？我们能同洋人们站在同等的地方畅谈人生了吗？我不清楚你们究竟在回避些什么，也不清楚你们究竟还要回避多久，但至少我是敢承认的——锦颐先生说得没错，我们都是懦夫！”
——“我们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假象里。在这个假象里，我们一边幻想着华夏仍旧是世界强国，一边对洋人们俯首称臣。我们用最后的假象来遮掩我们的懦弱，用最后的假象来成全我们可悲的自尊。我们对这样一个假象赖以生存，所以当谢锦颐先生将这个假象打破以后，我们便理所当然的指责她残忍。没错，我们是懦弱的。”
……
生活在上海的如许多一流文人们，在谢锦言的领导下同时站出来为锦颐发声，其效果不得不说是惊人的。他们的底蕴是深厚的，在他们的身后，总有着很多对他们极为推崇的读者。当他们开始愿意为锦颐发声的，那便是他们身后的读者愿意深思的开始。
于是，在那些愿意回首反省的读者们深思过后，支持着锦颐和《平等》的人便不知不觉的多了起来。虽然那些对锦颐和《平等》或怒或骂的言辞仍旧占据着上风，但两者之间也隐隐有了一种分庭抗礼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是在四天之后陡然结束的——
华夏诸多的一流文人们虽然有许多都生活在上海，但是要说这些文人们为了某一件事而一齐发声，却绝对是个稀罕事儿。所以渐渐地，关于“谢锦颐先生和《平等》这篇文章究竟是对是错”的问题，便也慢慢进入了国内其他各省人民的视线里。
或许也是因为这篇《平等》的批判意味太过浓烈，当住在北京的人们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过后，便有卢瑟的学生特意拿了印着《平等》的报纸，去请卢瑟赏评。
谁知卢瑟看了之后，连向来严肃刻板的面容都轻松了许多，对着那份印着《平等》的报纸连连点了几下头，心情颇佳的对着自己的学生赞了一句，“近年来的批判性文章里，我看的也不算少，唯有这篇还可以说是颇有灵气的。”
说着，他竟又翻到了文章的开头，望着那印在题目一旁的作者名，还皱着眉多问了一句，“谢锦颐？怎么好像没有听说过？看起来倒是同谢锦言颇有关系。”
卢瑟先生是极少称赞别人的文章是有灵气的，因为他本身便是写批判性文章的一方好手，所以待他口味养得刁钻了之后，便再少有同类型的文章能入得他的眼里了。
但现在，他称赞了谢锦颐的《平等》。
当他这一句对锦颐夸奖的话语传回到上海的时候，原本还对锦颐谴责得言之凿凿的人们，顿时便再没了声音。
在所有人的眼里，这一场舆论之战是锦颐大获全胜了。但实际上，她比任何人都更明白，真正赢了这一场舆论的，并不是她的文章本身，而是所谓的“权威”。
让那些诋毁着《平等》的人住嘴的，不是其他的什么，仅仅是卢瑟先生的一句夸赞罢了。
“锦颐，你竟然得到了卢瑟先生的认可！”
当谢锦言和袁幼卿也如同其他的人一样，兴致勃勃的来恭喜她的幸运的时候，锦颐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应该跟着开心笑，还是继续有些失望。
诚然，她是得到了卢瑟先生的承认，她之后在文坛上的路途也会顺畅很多，但这仍然掩饰不了，她在这场舆论之战里同样是个输家的事实。
当然，这并不是说她的《平等》便没有起到效用了。她的《平等》始终是让一部分人认清了现实的，这一点，仅从她的支持者渐渐变得可与她的诋毁者分庭抗礼便可得知。
只是，华夏民族最值得引以为傲的是什么？
是凝聚力。
仅仅是一部分人的觉悟，那还远远不够。
作者有话要说： 负、面评论竟然会被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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