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三国演义人物分析（转）（1 / 1）

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历史》初中七年级课本（第一册）第73-74页说：“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不能当真正的历史书读”。“曹操原是三国时期有作为的政治家，但小说却夸大了他奸诈狡猾的一面”。从中学历史课乃至语文课，我们仅仅知道小说与历史不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所以小说中的曹操人物形象与历史评价不一致。

那么“源”是否就是小说呢？如果说“源”就是小说，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把刘备写成反面人物呢？而《三国演义》又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显然，通过对这一历史小说中曹操人物形象与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不一致原因的研究，可以了解这一历史现象和文学现象的根本原因，掌握认识这种现象的一般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提高历史问题的研究能力，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学术界对曹操的历史唯物主义评价1999年新版《辞海》如此评价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要》、《孙子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样评价曹操：“他在政治上代表着地主阶级中比较寒微的阶层，他能够实行摧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得到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是封建制度的强有力的维护者，合乎地主阶级的需要。因此他在政治上迅速取得了成功，统一了北中国，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指出：“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1959年1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了《淡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给曹操以很高评价。郭老说：“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并指出“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长远地把一位好人作为反面教员总是不大妥当的。但我们并不主张把《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者一一加以修改，我们都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共存，听从人民选择。”郭沫若的新剧《蔡文姬》问世以后，曹操的舞台形象得到改变，渐渐地接近历史真实。

1959年2月，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说：“最近我们高兴地从新编的《赤壁之战》中看到曹操的脸色已经有了一点变化，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已经透出了一点红色，虽然透出的红色是很淡很淡的，但是戏剧家敢于在曹操的脸上涂了一点红色，这就说明了曹操在政治舞台上翻身已经有了一线希望了。”影响《三国演义》以曹操为反面形象的因素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确是拥刘反曹的，作者奉刘备为正统，以曹操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其塑造人物典型有所谓三绝，就是曹操奸绝，关羽义绝，孔明智绝，着力表现曹操是一个“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乱臣贼子”。《三国演义》的这种思想倾向来自哪里呢？一、《三国演义》创作素材中“尊汉抑曹”正统论思想倾向的影响作者罗贯中是依据晋朝人陈寿著的《三国志》和南朝人裴松之采集的有关三国时轶事传闻，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的有关史实，同时吸取了民间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和舞台上的三国戏，经过综合熔裁编写出来的。

应该说，《三国志》等正史对于曹操还是持史家之公正的。裴松之就评价曹操说：“百战败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陈寿则由衷地称赞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显然，《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并不是《三国志》中曹操的翻板。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三国演义》其它的创作素材——即民间三国故事和舞台三国戏的思想倾向了。首先，我们来看民间“说话”艺术中关于三国故事的思想倾向。宋代“说话”艺术兴盛，有了“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苏轼《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这时三国故事拥刘反曹的倾向已很鲜明。

再者，我们来看有关三国故事话本的影响的思想倾向。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一种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它的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而是根据民间作家的朴素想象而大胆进行的虚构，表现了浓厚的民间传说的色彩。如说曹操劝汉献帝让位给曹丕，这并不符合史实。据历史记载，谢绝旁人劝他自立，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假使能称帝，他又何必等到他儿子？他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说明当时的政治野心家很多。可以看出，曹操如果代汉，必然引起国家分裂。事实上，曹操死后10个月，曹丕称帝，吴蜀跟着建立国家，形成了三国鼎立局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曹操不但反对分裂，制止分裂，而且自己也避免制造分裂。当然，这不是说曹操客观上不想做皇帝，而是当时形式使他不敢做，也不能做。所以司马光说他“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态之不欲哉”。又据《曹操评传——乱世英雄的足迹》一书的统计，《全相三国志平话》80多个段子中，90%以上写的是蜀汉故事，着重描写了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物的悲惨壮烈。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继承了《全相三国志平话》的这些重要情节。这样，《三国志平话》里“尊汉抑曹”的思想也被罗贯中全部继承了下来。

最后，我们来看三国戏的思想倾向。远在《三国演义》产生之前，舞台上已经出现许多三国戏。据史料记载，宋元南戏有《单刀会》《跳檀溪》；金代院本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等；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有四十多种，象桃园结义、三战吕布、三顾茅庐、诸葛祭风、秋风五丈原等重要情节，元杂剧中都具备了。今天留下的剧本有关汉卿的《单刀会》《西蜀梦》，无名氏的《隔江斗智》《连环计》等。到元朝，有关三国故事的杂剧，也毫无一例外地都站在“尊汉抑曹”这种观点一边，把曹操当作一名反面人物（原因详见下文分析）。因此，《三国演义》吸取舞台三国戏的同时，三国戏中“尊汉抑曹“思想倾向也被继承了下来。二、南宋汉族统治阶级集团正统论的历史影响据目前对曹操庙历史的考证和诗歌文学的研究，在唐朝和北宋以前，在上层统治集团和封建士大夫阶层名声还是很好的。唐朝时大诗人杜甫有一首名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诗。诗中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明确地称曹操为英雄。

曹操故乡为沛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建有曹操庙，一直保存到北宋时期。有一次，宋真宗经过亳县（当时称亳州），看见庙貌已旧，就命令重修。左丞相穆修写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帐庙记》。文章中颂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先显盛大之业于来世”，并说这个庙是由于“为乡里人所爱，后思怀其德，共自尊祀之，遂传于今不息”。然而，当金人入主中国北部以后，女真统治者自以为是“地处涵夏，人传正朔”的正统王朝，把南方的赵宋政权当作僭伪。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比作曹操在魏，把南宋的地位比作刘备在蜀。金朝统治者根据历史上的传说，年年派人给曹操的七十二疑冢扫墓，他们赞成“帝位寇蜀”的正统论。与之相对的南宋统治者，为了对自己有利，则大力宣扬“尊汉抑曹”的正统论。那时的文人，出于对女真统治者恣意蹂躏的反抗，也在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扬刘抑曹。南宋初年的爱国诗人王十朋的作品只要涉及三国古迹，思想感情总是站在蜀汉这一方面。当采石抗金胜利后，身为知州的王十朋不仅修建了昭烈（指刘备）庙和武侯（诸葛亮）庙，而且在纪念刘备的文章中说：“我虽有酒，不祀曹魏。”曲折地反映了南方人民抵抗女真践踏的思想感情。南宋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在五言诗《书愤》中，则公开把金朝比作曹魏，把南宋比作蜀汉，并表示要“帮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到了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汉族人民早就把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比作曹操了。

罗贯中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也不可能不受到这双重思想的影响，及南宋统治阶级正统论的历史的影响和汉族人民反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思想的影响。可以说，罗贯中吸取以“尊汉抑朝“的民间平话和三国戏为素材创作的《三国演义》，就是这种双重思想影响的折射。三、作者本人政治思想的影响综上所述，三国故事曾经长期在民间流传，其中或多或少地贯注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概括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三国演义》根据历史真实，同时集中民间传说，明确地划定了敌我界限，强调大汉正统，以艺术加工加重了人民的爱憎感情。它不但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而且有群众基础。在南宋、元将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人民时常处在外族凌辱的痛苦境地，“人心思汉“、”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普遍的爱国热情。罗贯中是一个接近社会下层的作家，他收集整理了民间创作的大量生动的故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创作原有的思想意义，这是值得我们予以肯定的。同时，罗贯中毕竟是一个封建文人，儒家纲常名教在他的世界观中仍然根深蒂固，尽管，罗贯中在思想方面有关材料保存不多，但今天只能从他的创作中，看出他的一些社会政治思想，如同在《三国志演义》里，他把刘备美化成为一个平生不做利己妨人之事的封建主；在他创作的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中，他把北宋皇帝赵匡胤歌颂成“晓夜无眠想万方”，一心一意关注着百姓困苦的皇帝，说赵匡胤是“勤俭开基，这是天数轮回”，“真龙出蛟蜃潜藏，大风起云雾齐飞”，而把黄巾军称为贼，这些都清楚表明了罗贯中封建正统思想的浓厚。而这种思维倾向必定会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统治阶级的思维是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从以上分析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必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憎（包括汉族人民反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思想）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大胆的推理：从艺术吸引力的角度看，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中是不可能不反对曹操的，因为如果他写的《三国演义》不继承人民群众创造的民间说话艺术中有关三国的故事和舞台三国戏中的“尊汉抑曹“的思想，那么他写的演义是不可能有多少读者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早在北宋苏轼《志林》就记载民间“说话‘艺术三国故事就有拥刘反曹的思维倾向，而这时根本不存在金人入主中国北部而汉族人民把北方的少数民族比作曹操的问题。（这可以推理出结论，因为苏轼生卒年代为公元1037年——1101年，而金的纪年从公元1115年开始）显然，有关三国故事民间文学的这种思想倾向是统治阶级长期灌输忠、孝、节、义之类的所谓正统思想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期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关于意识的生产》一节中曾阐明了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宋元民间“说话”艺术三国故事——《全相三国志平话》话本——舞台三国戏——小说《三国演义》的发展轨迹中，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始终起着影响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结论至此，全文的结论可以用下面的图示加以概括：简而言之，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论思想的影响和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的影响，是小说《三国演义》以曹操为“乱臣贼子”为反面形象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与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不一致的根本原因。这部作品的人物事迹，大多是实有其人其事，但也有不少是虚构的。很多情节在具体描写时，作者是经过充分的补充和发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