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章. 救急的来了（2 / 2）

太平军不支大败，不能渡河者悉数被歼。程学启趁势三路围攻，解围成功。此役，太平军将士二千三百余人阵亡。战后，程学启以总兵遇缺提奏，并加记名加提督衔。

上海战事暂时告一段落。

千里海疆之外的兰芳大总制开始运行起来，流星细作斥候探报一拨又一拨，连码头上的人都觉得最紧来来往往的人都变得急匆匆地，回到家的大小官员吃饭的时候也绷着脸，家里人也感到要有事了。

大总制的效率俨然是极富有商业特点，各司其职和首脑决断力相当强，贸易立国的兰芳的优势也就在这里。

外联内引，强兵锐器，定为国策。要结盟，就要有共同利益，就要有能力保护这个利益。作为大清国海外弃民的小国，贸易极有可为，但是非常有限的本钱制约了商队的规模，也很难有大笔的订单，也就没有资金为其商队提供保护，也就就给海盗可乘之机。

常胜军所需货物清单就捏在手里，而且是30%的预付款，情况异常的顺利，几乎使人应接不暇。那么眼前最急的就是迅速组建联合商队，利用各国地理优势，迅速扩大与清国，以及南海诸国的的贸易，进一步往东，往北，通商日本、美利坚，西进印度、阿拉伯，直到西欧诸国。效法荷兰英吉利，成为海洋大国。

之前几位兰芳少壮派领袖在总厅和贺公子策论南洋的时候，首先面对的第一难题，就是要组建商队，钱！是第一的，这可不是仨瓜俩枣的就行，兰芳罗江刘谢叶五大家族，照说是富户，但拿得出的闲钱，也就有数的那点儿。南洋富户也不少，如果在中国故土修祠堂建私塾，甚至修堤修路，都不是事儿。但是叫他们支援兰芳？都是靠南洋吃饭的，帮了你，人家怎么办？有点难度。

目标又回到清国，要说有钱的，清国有不少；知晓海外又有钱的，也有一些，能看得起海外藩属的就更少了。

挨个的筛选了几遍，十三行之首的伍秉鉴伍家成了首选对象。

1686年，广东地方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税。1757年，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十三行则是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外商运来的货物要由十三行转卖给其它人，中国出口的货物要由十三行出口。这就形成了“东南西北中，一齐到广东”的局面。国外进口的毛织品、棉花、香料等，以及中国出口的茶叶、丝绸和土布，都要经过十三行之手。

到19世纪初，往来的船只已达一二百艘，贸易量之大可想而知。当时，仅海关收入就达100万两白银之多，十三行在对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使他们迅速致富。

伍秉鉴是十三行中最大的怡和行老板，也是十三行的首领。伍秉鉴的发家略晚于同文行的潘家，但后来居上，成为粤商中的第一富翁。伍秉鉴主要经营茶叶，他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富户，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华尔街日报》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以他的商名伍浩官命名为“浩官号”。

曾经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伍秉鉴7.2万两白银无力偿还，他撕掉债条表示一笔勾清。日后，美国铁路大王约翰·福布斯成为伍秉鉴的义子，他给福布斯50万两白银建立了在中国颇有名气的美商旗昌洋行。

到1834年，他的个人资产已达26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排出了千年世界上最富的50人，伍秉鉴也名列其中。在中国入选的六人中，他是唯一的商人，其它五人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代宦官刘瑾、清代的和绅和民国时的宋子文。

十三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外贸垄断组织，不仅从事进出口业务，收缴关税，而且要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府指令，办理一切与外商交涉的事宜。所以，十三行既是私人商贸组织，又要代表官方管理对外贸易与相关外事机构。有很大的权力就有很大的责任，而且，政府官员不了解外部世界，盲目排外，洋人又不是省油的灯，作为十三行首领的伍秉鉴就为难了。

清政府实行保商制度。一方面，为了保护天朝大国在洋人面前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债。一旦发生欠债现象，所有商行都有连带责任，代为清偿。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往往是怡和行这样的大商行。另一方面，规定外商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行作担保。一旦外商欠政府税款，则由十三行代缴，外商有违规者，也惩罚担保的商行。当时，清政府禁止鸦片进口，但洋人走私鸦片，受罚的却是十三行。

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走私鸦片被查出，伍秉鉴被罚白银16万两，其它商行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这种罚款落在十三行身上，并没有起到惩罚洋人的作用。

在外人看来，十三行风光得很，而身在其中的商人则苦不堪言。十三行中最早的首领是潘家的同文行。同文行的老板潘正享就说过“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但政府不许。他甚至表示，愿把80%的财产交给政府，结束怡和行，但仍未被允许。

1839年开始的禁烟运动把伍秉鉴的这种尴尬地位推到极致。伍秉鉴的怡和行并没有参与鸦片贸易，但与伍秉鉴关系密切的洋人，如英商颠地、伍秉鉴的义子美商约翰·福布斯，都是鸦片大走私商。他们不愿放弃鸦片走私，拒绝与林则徐合作，不交出鸦片，也不具结放弃鸦片贸易。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又很坚决，要伍秉鉴命令洋商缴烟具结。一方面是多年合作的贸易伙伴、致富的财神，另一方面又是朝廷官府。双方无法合作，伍秉鉴又有什么办法呢？

对于洋人的顽抗，林则徐深恶痛绝；对于伍秉鉴的无所作为，林则徐深感失望。于是就采取了封锁商馆，断绝粮、水供给的强硬措施。这种对抗的结果，就使1840年6月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人之所以要打仗，不仅是因为鸦片，更是因为不满十三行的垄断贸易，要求清政府实现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

伍秉鉴及十三行，无论是出于民族大义，还是自身的利益，都会站在清政府一边。鸦片战争前，他们捐资修建炮台、建造战船和大炮。为了换取英国人不进广州城，清军交赔款600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十三行，伍秉鉴一人就出了110万两白银。但鸦片战争还是失败了，伍秉鉴两边都不讨好。开放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丧失。国人则指责伍秉鉴“勾结洋商，走私鸦片”。在这种痛苦的挣扎之中，伍秉鉴在1843年9月去世。

十三行无疑是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是心灰意冷。

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鼎鼎大名的伍浩官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彻底失望了。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伍家经营的“怡和行”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拥有巨额的资产，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可谓是19世纪的世界首富了。

“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个响亮的名号，1832年英国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借用伍家“怡和行”老字号，创办了“怡和洋行”，鸦片战争后“怡和洋行”总部迁至香港，成为远东最大财阀，对香港早期的发展举足轻重，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1810年至1820年间，英属东印度公司派了二十个年轻人到行内来学习中文，他们把很多中国书籍翻译成英文，包括大清律例，好使他们更容易跟中国政府打交道。他们甚至获得批准，可以用中文呈交公文给清政府……

1839年，有超过三百外国人住在十三行，大部分是英国人，还有三十多美国人，此外是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丹麦人及其它国籍的人各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