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诗,就是把诗先用脑子早出再用嘴说出,只差写纸上。他读的唐诗不少,除课本上的外,父母从小也逼着他背过不少。那么就试着吟吟诗吧,主题是学大寨,大寨是什么呢?是虎头山梯田,大干苦干,粮食高产。单丁一闭目静思,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像老虎脑袋那样的一个大山头,山头下面是一层层梯田,一群人拿锹拿镐正在挥汗如雨地撬大石头,脑袋边画几个泡泡,最大泡泡里长着沉甸甸的麦子穗,高粱穗表示丰收,梯田边还得有红旗,他于是吟出了诗:“虎头山上有梯田,红旗猎猎入云霄,大寨之人战天地,粮食填满山坳坳。”他念了两遍,觉得这诗写得别扭,又太直白了,得改,他寻思一会儿,便又吟道:“虎头山上战旗飘,大寨汗水湿云霄,敢于改天又换地,谷穗压断老虎腰。”念了两遍,觉得这诗写的不错,便兴冲冲到县文化馆。
诗人杨青松看过诗后说:“前三句一般般,第四句出新。”
“为甚?”单丁一问。
“出新在人们都说虎头山,谁也没说虎腰和虎尾,你说虎腰被压断了,说丰收了,粮食多了,可是,虎腰被压断,那老虎还活的了吗?”
“老虎死不死,跟学大寨有甚么关系?”
“那咋没关系,学大寨,就是树立虎头山精神,比喻大寨人像老虎那样能干,你把活老虎腰压断了,那成残疾了,学大寨不成了,学习残疾虎头山精神,诗好坏不说,闹不好还得换批斗呢。”杨青松前两年被斗怕了,所以说出这些吓人的话。
“那诗意怎么写呢,换个思路,说粮食多吗,说虎头山赛江南吧。格式也换一下,不要非拘于五七字一句。”诗人杨青松说。
单丁一便在文化馆院中吟起诗来:“数不尽,看不完层层绿色染梯田,钢钎撬动山和岳,旱涝灾害滚一边,猎猎红旗迎风舞,高粱谷穗沉甸甸,对着虎头山大声喊,快快排队下江南!”
他吟了几遍,觉得还行,便拿张纸写了下来,给杨青松看,杨青松看了看诗,又看了单丁一说:“不错,比压断老虎腰那首强。”
县文化馆来了个电话,让单丁一去县里取诗集。这么快就印出来了,淡定一急匆匆地赶到县文化馆,进了馆子,见诗人杨青松正在院子抻胳膊拽腿地锻炼。
“杨老师。”单丁一破天荒地管杨青松叫了声老师,因为他觉得,这人文化高,又是诗人,他又在文化馆工作,管他叫杨师傅有些不合适,所以改了称呼,称为杨老师了。
杨青松把他让进屋里,指着桌上垛着一尺高的两三垛书说:“这就是诗集,有你的诗,作为奖品,给你三本吧?”
“给我?”
“对,给你,现时也没稿费,给你三本书就作为稿费了。”
单丁一拿起书,这是一本只有小学生课本半本大的书,不太原,二百来页,封面写着《忻县学大寨诗选》翻开后,单丁一一眼便看到目录的第三行上有自己的名字,而自己写的那首诗的名字叫《下江南》。
他仔细地把这首诗看了几遍。基本是上次来文化馆写的诗句,加了个题目,改了一两个字,他的心不禁怦怦直跳。
他揣着三本诗集,走在县城路上,真想碰见熟人,向别人诉说他的诗上了诗集的话。
可是,县城里人来人往,就是没他认识的人,他从县城南大街,走到北大街,又从县城东大街,走到西大街,还是没碰到熟人。
回村吧,跟谁吹呀!他在心里宽慰自己,这时,他看到一间革新理发馆前,立着一块两米多长的黑板,上面写了几句**语录,后面登着一首小诗。他朝小诗瞭了几眼,发现是《下江南》他心头一震,仔细观看,上面粉笔字写的果然是自己的那首《下江南》诗,一句没改。怎么刚出书自己的诗就上了街了,他推开门,走进理发馆。
理发馆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女理发员在给两个顾客剃头。单丁一不好意思打断人的工作问话,只得也剃一下头,问讯诗作的事。
待了会,以为顾客理完头走了,单丁一坐在椅子上理头。女理发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那位姑娘刚给他围围裙,单丁一便问:“请问门外黑板是你们写的吗?”
“是啊。”那位姑娘说。
“那诗诗从哪抄的?”
“哪抄的,从那儿。”那姑娘指指剃头台上放推子的地方。单丁一看到,那小小的剃头台上,放着推子,剪子吹风机外,还放又一本小小的书,那本登有自己的诗熟悉的诗集,“书你们哪来的?”
“发的呗!”
“哪发的?”
“这街上哪家都给了。药店,百货店,理发店,肉店,山货店,是开门的都给扔进这本书。”那女理发员滔滔地说。
单丁一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冷,诗本身世挺高雅的,怎么肉店也发啊,别让肉店给包肉了!
还真说准了,单丁一走出理发店,果然见一个托着个拳头大的肉馅团儿,油乎乎的几张包纸上,好像还真有一张像登有自己下江南那首诗的几乎透亮的纸。
学大寨修梯田和深翻地突击队完成任务后,葛存天和孙茂又各自回到自己的队里干活去了。孙茂回了三小队,葛存天又回去种那几亩稻田了。
可是,二人当了几天突击队长,再回去当普通兵,心里便觉得空落落的,活的轻重不说,单说突击队长大小是个官,黄豆芝麻官,也有个官帽,也有个官印,也能吆五喝六的,也能指挥人。当普通兵,干的再好,也是听人指挥,官瘾,也像毒瘾一样,不沾则可,一旦沾上,不让他当官了,他心里便痒痒的难熬。
葛存天还好,在稻田里面对的只是李全旺和董秀芬两个知青。所以,说说风凉话,发发牢骚,也只有李全旺和董秀芬听到,这二人又少往大队部跑,也不善于和大队干部交流,葛存天刚回稻田发了几句牢骚的话,便也没甚人知道。
孙茂回到三小队,宛然换了一个人。他干活,那没的说,苦活累活脏活他都冲在前,队里知青和老乡对他干活也佩服,没有一个说他孬的,可是,他在队里已经不像普通社员了,无论小队里决定什么事,他都要提出建议,评说好坏,并以指导的口气给老实的三小队队长以指导,弄得队里人们都说,小队不大,有俩队长。更有甚者,一天早上,三小队社员吃过饭,都扛着锹到牲口棚准备出粪,孙茂都扛着把锄头来了,三小队小队长问:“你拿锄头咋出粪?”
孙茂答:“这多人出粪,用的了吗,这不是误工吗?留下一半人出粪,一半人跟我到地里去锄地!”
三小队长不高兴地问:“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孙茂答:“咱都得听**的,**说抓革命,促生产,你不能误工啊,难道你反对**?”
大帽子一扣,把老实的三小队长吓哑了,吭哧半天,只得涨着红脸说:“去几个年轻的,跟孙茂一块去地里锄地去!”
渐渐地,大队部也知道孙茂在小队不太听小队长指挥。可是他理正,又说在大面上,对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妥,正在为难时,县里又来了指示,让学大寨,挖大口井,就是在地里隔一段距离挖一口直径四五米深六七米的大口的井,夏天下雨时,蓄积雨水,旱时,再把井里的水吊上来,浇附近的地。
县里说是指示,实际就是命令,村里不管理解不理解,同意不同意,都要执行,大队革委会主任李目的支书李建文商量一下,决定先挖一两口试试,取得经验后,再推广。
挖井是个苦力活,李目和李建文商量后,认为还要成立个突击队,挑十来个村里的棒后生,再加九个男知青,队长是选民兵杨树林,还是知青孙茂。待把二人叫来,把意思一说,民兵连长杨树林说:“这挖大口井不简单,既累,又危险,大队如果挖井,最起码得准备二十双高筒胶鞋,几十米长粗的新钢丝绳,七八米长二十来公分粗的松树干,另外,还要有筐,辘辘,还要几个部队里的钢盔。”
他这一说,把队里二位领导说糊涂了,说:“要这老些东西,都作甚用?”
民兵连长杨树林说:“高筒胶鞋,是挖井时穿的,井挖深了,要有水,脚泡水里,水又凉,久了,要得病的,所以要胶鞋。”
“有两三双就行了,谁下去挖,谁穿不就行了?”书记李建文说。
“不行,”民兵连长赵树林说:“人身上的衣服,鞋,有两个是不能换着穿的,一个是小裤,就是裤衩,你穿的,我再穿,容易传染病,小病还行,如果你是梅毒,我穿你小裤,把我也传染了,生了孩子都是个豁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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