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树还在吗？”左小菊着急地问。
“那不是吗？”老人指指不远处那棵高大的松树。
“您带我们去？”左小菊说。
“好。”老人带着父女三人来到松树下，找个枯枝，左小菊把老人指示的地面掘开，果然见一些骨灰出现，但这些灰白色的骨灰已变成褐灰色，已和树下的泥土混在了一起。
“妈呀！”左小菊和左小莲见到骨灰，立刻蹲下，哭出了声。
“别出声，别出声！”那老人忙叫住两姐妹。
“为什么？”左小菊问。
老人指指不远处的办公室：“让他们知道了，连这点骨灰也给搓到垃圾场。。。。。。”
左小菊她们忙止住哭声，左小菊父亲弯腰捏了一点和泥土拌在一起的骨灰，用一张纸包好，装进怀里，拉着姐妹俩向大松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躬，又转过身，向老人薛师傅鞠了一躬。
母亲找到了，早已化作一缕青烟和一撮泥土。左小菊还要在冬季北京的时间，去办第二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把妹妹左小莲调回北京，让孤独的父亲身边能有一个女儿相伴，让身体瘦弱的妹妹，不再受艰苦生活的煎熬。
左小菊到大学家属委员会打听，听说大学里有一个家属子女在内蒙古插队，因为在队里不爱劳动，偷鸡摸狗，被内蒙古他们村给退回北京了，北京开不要，可是这孩子的父亲是大学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于是，人托人，找到了北京知青安置办公室，又人托人，到医院开了个乙肝的假证明，证明此人不适宜在内蒙古插队干力气活。他父亲有趣医院开了个血压高的证明，证明他父亲需要人照顾，而他家确实一子一女都去插队了，儿子去了内蒙，女儿去了陕西，三搞鼓，两搞鼓，就调回北京了。
“他真有乙肝啊？”左小菊问家委会的大妈。
“有什么呀，装的。”
“那怎么开除乙肝的证明？”
“那还不容易，找个有乙肝的病人，给他二十块钱，让他冒名顶替去医院检查身体，又串通给他检查的医生，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给点好处，乙肝证明不久开出来了。。。。。。”
“他儿子是冒名顶替开的乙肝证明，他老子莫非也让人冒名顶替开的血压高？”左小菊又问。
家委会大妈笑笑：“哪还用冒名顶替啊，他老子本身就血压高，只不过高的还不够度数。”
“什么度数？”左小菊好奇地问。
“就是说他老子血压高，高压时一百四十五，低压九十。说高，是高，可是还没到要用人伺候，身边离不开人的程度。”
“那再找人冒名顶替？”
“这不用了，听说他老子不知在哪听了高招，说量血压前喝了点酱油，血压就高了，于是这位老先生在检查血压前，足足皱着眉喝了大半瓶酱油，咸的他呲牙咧嘴，连喝好几大杯水。喝的肚子鼓胀胀的，像个怀了八个月的孕妇，到医院一量血压，呵，低压一百二，高压二百。
当医生把量的血压数告诉他时，他不像别的病人那样忧虑和害怕，反而笑了。可这一笑不要紧，嘴咧开了，就合不上了。眼发直，嘴角流哈喇子，医生一看要坏，忙检查，发现这人因为血压高，又一兴奋，得了个脸溢血。于是，又住院又开颅，把脑袋里的血块清除干净了，这人也半傻不精了，住了一两个月医院，才回的家。”
“他为儿子也算鞠躬尽瘁了！”左小菊说。
“谁说不是呢，哪家有个插队的，父母的心不也就被摘掉了一半。”那家委会的大妈说。
周学萍扶着父亲去学校革委会，他们要向革委会证明一下，左小菊父亲在北京确实一人，身体又不好，确实血药一个子女照顾。
到革委会一说，此时几位校革委会委员大都认识左小菊父亲，又对左小菊母亲的事稍有耳闻，所以，左小菊和父亲说明来意后，那几位校革委会委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没费多大劲，左小菊父亲便拿到了一张证明左小菊父亲在北京是孤身一人，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盖有校革委会大章的证明信。
证明左小菊父亲在北京市孤身一人的证明有了，还需要一张证明左小菊父亲身体有病的证明，左小菊对父亲讲，要开这样的证明，是否需要找熟人托个医生，开个证明容易些，左小菊的父亲听了摇摇头，正色说：“我是**员，是革命干部，撒谎作假的事，我不干。到医院检查，如果有病，就给我开有病证明，如果没病，那就不用开证明，我革命了几十年，不能对组织撒谎。。。。。。”
“如果开不出您有病的证明，小莲就调不回北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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