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好了自己东边的邻居——日本,同治便把注意力又重新放回了国内,因为朝廷的大军眼下正在与贼匪激战,朝廷可支配的财用几尽枯竭,而能为自己出主意的户部尚书又多日称病不朝,同治正在考虑是否提前起用光绪朝的理财能手,后来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呢,真是的,巧妇难为无米之饮,穷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与同治皇帝的愁容满面相比左宗堂的西进倒是顺利的多,说起陕甘回乱,其时在同治元年就已经有所征兆了,西北诸省是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同治元年以前,陕西省又是西北诸省中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1850年陕西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而《秦陇回务纪略》卷1谓“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所谓“民七回三”亦为大略之数,以此为基础来推1862年以前陕西的回族人口大约有150万——200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谈到陕西回民情形时道:“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回民稍为体面”到19世纪中叶爆发回民起义时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是回回村庄和堡寨,甘肃东部的宁夏至平原千余里,也尽是回族村庄,西部的河州(今临夏)、狭道州(今临洮)、清水、张家川、河西、西宁、大通、民和、化隆、门源等地也都成为回民聚居的地方。
中国回民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然而,朝廷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此外,在政治上回民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当权者在分折这次战争的起因时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主人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按照当地官府的规定和民间的习惯,一旦发生盗抢案件,有“鸣钟告警”一说。竹子买卖双方发生了冲突,按主人的一面之辞是“偷”而不是“买”,打盗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随着鸣钟聚集而来的当地团练,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一下子打死了两名砍竹子的回勇。这一下,麻烦接踵而来。
被打死人一方的回勇,当然不服气。但是,这些回勇还算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到华州官府去告状,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而当时的华州知州濮尧则认为是回民“越界砍竹”恫吓说,“尔回子与长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命责任,反将告状的回民重责数百,赶出州衙。并且声言:“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知州的话语,在传播中,被变成了“打死回民不必经官”,无疑是火上加油。说起来,这些回勇也不是想闹事。地方志记载这次冲突道:“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
华州衙门的捕快班头秦英,也是个回民,对知州大人的偏袒极为不满。于是,秦英有心帮这些受了冤屈的回勇一把,他把回勇带到城外的回民村居秦家庄,与村里的回民一串连,打算结队到州衙请愿。至此,回民尚没有反叛的打算。“亦俯首贴耳,不为少动”,但待到太平军进抵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邀约华阴乡团齐集华州,准备合力堵御,秦家庄回民情愿的消息传开,就变成了“回回要造反”了:“回民将作捻匪(太平军)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
于是二华团众,开至华州回民聚居的堡寨枣秦家村,称“回民造反,先行剿洗”,秦家庄被团练血洗,又放火烧毁了秦家村清真寺及周围的回民村庄。事情便越闹越大。华县<县志稿>卷三<建置志>云:“回族冬春牧羊,践踏田禾,与汉人冲突。咸丰八、九年,械斗尤烈。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汉左回,堂谕云:‘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快班头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谋变愈急。嗣后华山团长白祥生,合渭邑团长张映兰,缉诛回民十七人于麦田。诛回谍于白泉铺,回民纷纷北渡,秦家寨,也家滩焚烧一空,遂有回族大祸。”
此后,渭南的冯元佑带领万人团,“将回村不分良莠,一概剿洗”。华州、华阴团练剿洗了秦家村一带的所有回村,又四处递鸡毛传贴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这样,汉民称“回回造反”,回民说“汉人灭回”,一场残酷剧烈的民族冲突开始迅速蔓延。
据《秦难见闻记》记载:“先是同州(今大荔)所属地方见回即杀。自宝绅格杀勿论之告示出,于是霸桥、斜口、新丰、水沟、蓝田一带,亦如同属”。巡抚令“曹继堂往东劝谕,至斜口见奸民(团练)气势凶恶,截杀往来回民,因谕之曰:‘汝等不享平安,而多杀无辜,此取祸之道也。一旦回民复仇,汝其无噍类矣。’答曰:‘我等众逾十万,粮支数年何怕之有。’
五月十六日,朝廷派原任江西、安徽巡抚兼陕西总团练张芾携同西安回绅马伯龄,临潼知县缪树本、绅士将若纳,和其侄孙张涛等,前往渭南等处“安抚”,张沛等随带团练20余人,由省城出发,经高陵至临潼,再由新丰渡渭河,于到临潼县境之油房街后,召集回民进行劝谕。结果谈判破裂,回民杀死张芾(张芾是去平抚回民的,却在轿子里放有“剿回”的传帖).于是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
关中各县,有的是回民先起来反抗汉民,有的是汉民团练先起来洗劫回民,整个关中东部,处于民族仇杀之中。如渭北的耀州、富平、高陵、同官,是汉民先向回民开刀;而临潼、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一带,则是回民占了上风。陕西西安、凤翔二府,及其它州县的回民被成县成乡成村的遭到屠杀,有些县城内,所有回民无一幸免.而回军所到之处,也是生灵涂炭,烧杀抢掠,伤及无辜.整个关中地区,在腥风血雨之中。
首先起义的是陕西回民,同治元年太平军陈得才率部攻入汉中,进逼西安。在渭南、大荔等地的回民迅即响应,爆发**。起义领袖是伊斯兰教阿訇(经师)赫明堂、洪兴、任武等。暴动迅速由东向西蔓延到华州(华县)、三原、凤翔、长安等地。元年八月,甘肃回民首先在固原州暴动,响应陕西回民、然后扩展到秦安、宁夏、河州(临夏)、狄道(临洮)、西宁、肃州(酒泉)等地。回军很快就控制了甘肃省大部地区。这时中原战事正紧,原想调荆州将军多隆阿入陕剿回,因为受太平军和捻军的牵制未果。后来调直隶总督成明,带领素称精锐的“京兵”入陕,不想才过黄河,就被回军杀得大败而归,使“京兵”英名扫地。不久,再派胜保来剿回,此公以前在江南征讨太平军时,是常败军,曾国藩等戏称之为“败保”。“败保”公到了陕西,把军事不放在心上,还胡作非为,人民怨声载道,告到上面,于是两宫太后赐令自尽。这时的朝廷还算能维持一些政纪、军纪。同治二年,多隆阿部队攻占了回军多处据点,残酷野蛮地血洗、屠杀回民,老弱妇女都不免。在攻占最后一个据点时,多隆阿自己也中弹身亡。但是陕西回军和入陕的太平军余部在陕不能存身,纷纷逃入了甘肃,使甘肃回军势力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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