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明治朝廷（1 / 1）

[[[cpw:233h:300a:l]]]再者，我国现在并无必胜清国之把握，与其让其猜忌我国，不如给其一颗定心丸，到我国兵马强盛之时再寻机讨伐。小理

西乡隆盛讥笑道：“等我们强大之时就不知清国强大到何种地步了，要知道清国也已经开始效法泰西了，而且其投入也不小。”

“这倒不必担心，清国学的只是皮毛而已，而精髓却并未掌握，他们的官制，军队的编制，行政的法令没有一样改变，而只是一味地学习泰西的制器之法，请诸位想一下，若是一支用热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而指挥和军队的编制却是按照冷兵器时代的军事观念来对战从头到脚皆是现人军事理念军事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开战的话，究竟谁输谁赢呢？”大久保利通不无得意的娓娓道来。

看着两旁文臣武将的争吵不休，此时的明治天皇也是有些拿不准主意，根据前些年赴华的日本间谍的报告来看，清国支撑不了几日了，最后取胜的一定是太平军，不这清国在与英法达成和议后，立即率大军平定了太平军的叛乱，而且还有余力收复新疆，巩固了自己的边防，照此看来清国尚无灭国的危险，而且清国的主政者同治皇帝在八岁的时候就已亲政，当然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在明治心中始终不相信同治在八岁时便可如臂使指的独掌朝政，因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派使臣前往中国就是想一探同治的虚实，没有想到连同治的面也没见到，而且还遭到了一个无名小吏李海的羞辱，明治在得到此消息后气得连晚饭都没吃好，差一点就向清国兴师问罪了，不过他马上冷静了下来，想到了孙子兵法上的一句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况且与清国争斗的并不是一时之短长，日本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已经上千年了，自己已不想再在这个阴影下站立，现在正是一个与中国并世争雄的大好时机，不可因鲁莽而错失良机，所以明治忍下了这口恶气，因此才有了这次文武的大论战，明治本人是丰臣秀吉天下观的信奉者，对国内提倡中日共荣者嗤之以鼻，不过眼下如果能让中国放松警惕的话也不失为一计良策，因此明治天皇本人是倾向于大久保利通一班人的观点的，但他又不好扫了西乡隆盛一班人的面子，因此只好推脱柳原前光一行人未归，暂不做决定。

柳原前光一行人在海上漂泊了几天后终于返回了日本的京都，明治天皇本人和一班文武大员正等在那里听他的中国之行，柳原前光心里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心里很是愉悦，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有愧天皇陛下的重托，柳原前光一行人战战兢兢的来到日本皇宫的正殿“松之阁”，向端坐正中的明治天皇做了清国之行的报告，这几日本已不是很生气的明治火气又被惹了起来，不过他痛恨的不是小吏李海，而是清国官员的自大，国势已如此孱弱却还在夜郎自大，这岂不是亡国的征兆，想到这里明治倒有些兴灾乐祸。

明治问柳原前光：“你个人认为我们是同清国签这个条约好不是不签对我们更有利？”

柳原前光未加思索的答道：“我们要和清国签这个条约”

如果说柳原前光说拒绝和清国签约明治一点也不奇怪，不过柳原的回答也让明治很欣慰，因为这证明柳原前光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大臣。小理

但明治还是忍不住想问柳原：“卿受此辱何以仍欲签约清国”

“臣之辱不足道，臣以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不暂做隐哪有他日西占朝鲜兵临唐土的雄国伟业。”

明治听后频频点头，柳原接着说：“满人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已达两百余年，满汉矛盾日益激化，前些年的太平军的起事从者将近千万，虽在满汉官僚的打压下溃败但国势已是风雨飘摇，况且满清中土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做事拖泥带水，如天皇陛下计议已定宜早日派人前往清国速定条约，以免迟则生变，毕竟主少臣疑，幼童当国诸多事情恐难预料。”

这一点明治也深有体会，因为自己也是年少主国，比主政清国的同治也大不了几岁，同为皇帝的他深深知道扶持自己的这班骄兵悍将对自己的威其时并不亚于泰西各国的威胁，不过为了日本的崛起也只有暂时隐忍，等自己的势力培植出来的时候再对这些不听管教的重臣动手，当时日本朝野普遍有一个共识，就是失之欧美，取之亚洲，明治也认为这是目前可以鼓舞民心士气的唯一办法，所以他把中国列为第一假想敌。

在柳原前光回国复命后，日本政府便立即决定正式派使节来中国。1871年6月11日，新政府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钦差大臣，柳原前光为副使，赴中国议约。日本从一开始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起，就想暗中讨便宜。当时日本正在努力与西方各国谈判，希望修改条约，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木户孝允处处碰壁之后在谈判日记中悲叹：“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因此仍想“搭便车”把“己所不欲”施于中国。想把柳原前光此前未达成之目的在自己手中实现。伊达宗城在谈判时力争要援引西方国家之例，便种种不平等的特权，订入条约。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李鸿章此时对不平等条约的厉害和利害同样也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拒绝以日方的草约为谈判基础，仍以同治皇帝和李海预做的谈判草约作为谈判基础，尤其是李鸿章非常讨厌把“一体均沾”的字样写入条文。9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修好条规》。它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尽管中国人心理上视日本为蛮夷为属国朝贡国，但日本人则利用这一条约让清朝从法律上承认了与其平等而非其朝贡的地位，而清政府也与日本达成了一个十五年的军事同盟。其中规定了中日两国不在条约期限内向对方开战，当有第三方攻击两国的任何一方，即使对方不能出兵援助，也要保持友好的中立，不帮助与条约内交战的一国的军事援助。

日本通过这一条约结束了与中国之间几千年来的朝贡与册封的关系，但日本不以此为满足，它要进一步打破、否定清朝在亚洲确立的朝贡体系，甚至在亚洲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新“盟主”、新“霸王”。

1871年的7月，同治收到了鄂托从德国发来的信件，信中记录了普法战争的全过程，其中也包含了自己参战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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