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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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建南去了才知道，师大果然美女如云。

出席这么重要的场合，我穿得十分庄重，白衬衣、红领带，看起来特别英俊正派，很像现在的保险推销员，因为沾了王建南的光，我和诗人们一起，坐在最前排的嘉宾位置上。

嘉宾的衣着个个都很随便，全是艺青、愤青、甚至是滚青打扮，只有我一个人衣冠楚楚，坐在他们中间显得很不协调，像一个错别字。

但同学们却不时向我投来崇敬的目光，我知道，这完全是一个误会。那时候，80年代的“诗歌热”已成过眼烟云，但由于卡拉OK和现在的“一夜情”还没有普及，诗歌虽然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但还是少男、尤其是少女们抒发感情的重要手段。

那天晚上师大礼堂人山人海，礼堂外面也站满了学生。

一个少女上台了，她迈上台阶的时候，优美的腰臀弧线在我眼前轻捷地一晃，抬头一看，她花蕊一样粉嫩的脸上，洋溢着纯洁的光芒，她的美貌虽不如当年的沈秋那般精致，却另有一股青春的活力。

我马上脸红筋胀，腰下立即起了反映，当时我坐在第一排，随着她朗诵时身体的起伏，她身上某个突出的部位有时离我额头不到0、01公分，我甚至担心，她娇嫩的皮肤会感觉到我脸上温度的幅射。

她朗诵了电影《简爱》里的那段著名台词，我晕头转向，目眩神驰，完全忘了她念的内容。也没听清楚她的名字？她是什么系的？那一届的？

我刚从“山上下来”（成都人把从甘孜、阿坝等藏区回来称为从“山上下来”）。

从大山里回到成都这个温柔乡，已很久没见过这么粉的女人了，我当时像一只春天的猴子，思慕如渴，欲火如焚。

关于那次诗歌朗诵会，我的全部记忆都是这个少女——她朗诵时激动的声音，生动的表情，婀娜起伏的身体、粉红的脸庞。

事后我知道，她就是周家梅——我后来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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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那一年春天之后，我对王建南开始刮目相看。所谓人有人道，虾有虾道。

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不是歪门邪道，每个人都有他泡妞的独特之道。

散场之后，我和王建南尾随女生们到了她们的宿舍——俗称“熊猫馆”。学校的诗社社长是一个很热心的小伙子，名叫文迪，他尊敬地称王建南为“王老师”，称我为“胡老师”。他告诉我们，周家梅老家在重庆，89级中文系学生，住女生宿舍9号楼。

后来听王建南说，其实那次诗歌朗诵会可谓“盛况空前”。除了诗歌，气功也登场亮相，著名气功大师陈小雨表演了耳朵听字、隔空取物等特异功能，成都摇滚先驱“二流子乐队”的陈中和姚西演唱了他们的成名作：《1989年的**》。

比王建南高几届的几个诗人当晚喝得大醉，最后犯了事，其中两个因调戏妇女被治安处罚劳教一年，还有一个因偷自行车被劳教两年。

王建南说幸亏了我们泡粉子去了，否则喝酒的时候他肯定在场，不定会惹出什么事来。

当宿舍楼大妈把周家梅从523叫下来，亭亭玉立站在我面前时，我手足无措，几乎当场崩溃，和几年前第一次见到沈秋的情形完全一样，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王建南先说话了：“你好小周，我姓王，听了你的朗诵我们都很感动，你是一个很有悟性的女孩。”

“你就是王建南老师吧？谢谢夸奖，我好像读过你的诗。”周家梅羞郝地说。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是胡向东，准备为你写一首诗！”

说完这句话，不仅是王建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如果现在还有一个男人这样对女人说话，她一定会骂他“脑袋里有乒乓！”

但在当年，这是十分正确的爱情表白，我从来没有写过朦胧诗，事后，我很为自己当时的勇气自豪。

不过，我可以向王建南学习，从此后，我加深了和他的友谊。

轮到王建南牛逼了，他现在是大爷，是老师，我必须向他求救。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混混加入到了文青的行例，王建南当然非常乐意，并表示要倾囊传授。他马上借给我一大堆书，让我好好学习揣摩。并重点勾出了叶芝、聂鲁达、艾吕雅、阿波利奈尔、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奥登、麦肯明斯等人的著名情诗，另外还有重庆诗人柏桦、成都诗人翟永明等人的一些作品。

王建南说：诗歌这东西其实很简单，可能一晚上就会了，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

经过五天艰苦的学习，我不得不悲痛地承认：自己属于后者。

在那一年春天我相思成疾，一筹莫展，王建南借给我的那一堆东西，读起来令我莫名伤感，我似懂非懂，但一句也模仿不出来。

更可怕的事，这些东西仿佛是迷幻剂，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后遗症：相思病开始加剧，对事业不思进取，就像现在电视连续剧里的那些警察一样，多愁善感，对花流泪，见月伤心，拾金不昧五讲四美三热爱、除四害讲卫生、扶盲人过马路、给孕妇让座位帮小朋友系鞋带——很多的街坊邻居都跟我妈说：东东这娃娃肯定得了神经病，要不要送“四医院”看看。

“四医院”就是成都市精神病医院，我知道，这都是爱情诗所害的，王建南告诉我，美国中产阶级知识份子给情人送玫瑰花时，一般都喜欢附上几句情诗，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要附上自杀的诗人海子的情诗一样。比如美国人喜欢用肯明斯的那首著名情诗：“爱情比忘却厚比回忆薄比潮湿的波浪少比失败多它最痴癫最疯狂但比起所有比海洋更深的海洋它更为长久——它最明朗最清醒比起所有比天空更高的天空更为不朽。”

或者帕斯的：“你名字的音节穿过我失眠的钟点——”

或者是聂鲁达的：“今夜，我能写出最悲凉的诗句——”

我的确感到万分悲凉，但却写不出一句那怕稍微有一点点悲凉的诗句。

这场相思病害了大半年我才恢复正常。经过这番熏陶，我在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懂得了很多掌故，完全可以冒充文化人，同时也让我顺利进入了广告行业。

但是周末快到了，在周家梅面前说了大话之后，我拿什么东西再去见她呢？

我只好向王建南求救。我问他以前写过爱情诗没有，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写过。

“现在能不能写？”我问。

“不能，”王建南很正经的说，“只有爱而不得的时候，才可以写情诗，正在恋爱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很肉麻，没有恋爱的时候写的东西很空洞、很矫情。”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所以我说：“可不可以把你以前写的情诗给我看一下。”

“不行，它们在一个女人手上。”王建南说。

沉默了一阵之后，王建南问，我是不是真爱周家梅？

废话！我崭钉截铁地说。

最后王建南说，他可以替我想想办法。

“它们在谁的手上。”我问。

“沈秋。”王建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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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南大学时代的情诗在沈美人手里，我早就应该想到。

大一时，王建南两次到重庆来玩，他当然是来追求沈美人的。

也正因为他来了，我才打消了泡沈美人的主意，毕竟，他是我们同学中唯一考上名牌大学的才子。

记得大一那年五一节前夕，我、王建南、沈美人三人一起去登歌乐山，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山坡上一丛映山红旁，沈美人光艳照人，王建南丰神俊朗，好一对才子佳人神仙伴侣。我站在他俩旁边心怀妒意，以至于看起来贼眉鼠眼，很像一个叛徒特务。

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出来的时候，沈美人就开玩笑地对王建南说：“你看胡向东像不像甫志高。”

王建南说哪里像嘛。沈美人不依不饶，非要王建南承认，她说：“像嘛像嘛，我说像就像！”

我面对沈美人娇嗔得快要滴下来的神态，我不得不忍痛承认，自己不但像一个叛徒，而且如果在战争年代，我很可能就是一个叛徒。

沈秋那天特别开心，中学时代的“冰美人”形像一去不返，简直变了一个人。

那年春天我还见过她两次，她看起来千娇百媚、风情万钟，当时我想，书上所说的绝代佳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听说他们恋爱了，王建南一定还来过重庆，只是不像上次那样还住我们宿舍，所以他来了我也未必知道。我当时醋意未消，所以也没过问他们之间的事。

理后来，再也没人过问他们之间恋爱的事了，因为沈美人出事了，大家都不想问、不必问、也不敢问了！

因为，沈美人身上后来所发生的事，可以说是西南中学我们那一届男同学心中永远的创痛，甚至可以说是耻辱。

当年，沈秋这段轶事报纸上报道过，在四川很多高校里众人皆知，传得沸沸洋洋。后来好事者添油加醋，像编黄色小说一样，说得来眉飞色舞、口沫横飞，增添了大量淫秽下流的细节。——朋友，如果你刚好是那几届的四川的高校毕业生，一定听说过这一类荒谬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这样的：某高校一校花因长期性压抑，终于走上纵欲的道路，在火车站低档旅店从事卖淫活动——另一个说法是：某校著名美女在五星级宾馆做高级应召，遇上几个牛高马大虎背熊腰的黑人水手，通霄达旦的嫖宿之后，少女不胜体力被**致死。——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正好是沈秋当年的校友，你甚至还说那沈美人我见过，她不就是那沈——请你打住！！你说得很对！是的，你知道我不可能用她的真名，沈美人当年艳名远播，你可能见过她，甚至还在舞厅请她跳过舞，追过她也有可能，但我仍然请你相信我，既然你已经读到这里，说明你有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我希望你看完这本书再下结论。

我对刚才这位朋友的态度有点蛮横，是因为有些人总是过于轻信，听风就是雨，闻屁就是雷，自以为了解事实真相，其实真相决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大众所言固然不可全信，眼见为实也未必可靠，关键在于逻辑，只有把生活的逻辑、时代的特征和真实的材料相结合，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才是了解真相的唯一方法。

作为沈秋的同学和事后的见证人，我可以把真实情况写出来以正视听，以上那些细节其实全是好事者们的杜撰和无聊的意淫。

事情是这样的：大三那年开学不久，沈秋到学校来找我，让我放寒假时把她一箱衣服带回家，她说要到沿海去一趟。

第二年春天，沈秋因卖淫被广州市公安局处罚，劳教半年后遣送回校，同时被校方开除学籍。

放寒假时我送箱子去过她家，当时就已经知道她在广州出事了。所以，沈秋和她母亲从重庆返回成都时，正是我去送的火车。

另外，沈秋在学校的户口迁移手续、粮食关系转移等等，都是我到她们学校为她办理、并在实习期间带回成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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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秋为什么要去广州卖淫？

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王建南对此则避而不谈，毕竟这是他心上的伤疤，我不便过多追问。

至于沈秋被公安局劳教的事，当年她和她母亲毫不违言，对我也不必违言。

当时，我信誓旦旦地安慰她们：“绝不把这件事传到成都去，一定就让它在重庆烟散云散。”

因为，中学同学里只有我俩在重庆上学。

90年暮春的一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是91次列车，我送沈家母女踏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在两路口车站拥挤狭窄的站台上，我看见沈秋神色凄楚，面容憔悴，一头齐耳短发在风中凌乱地飘散——那时她年方20，她以前那一头长长的秀发，曾是我们男生心目中一面飞扬的旗帜，是我们纯情时代的见证。

那年暮春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沈秋。

二年后春节，我在成都再见到王建南时，我感觉他完全变了，酒量大涨，自暴自弃，和我臭味相投，成了一对铁杆朋友。

沈秋卖淫的事，当年夏天就传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