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 / 2）

我问是真的？王建南点点头。

我摸出50元钱给了算命人说：“算你说对了一半。”

然后我问这表示什么。算命人一副装神弄鬼的样子，看着王建南敏笑不已，然后说：“这位眼哥自己心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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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明白！

我想起一直以来，我对王建南的一些猜测：首先，他和刘至诚一样从不**，刘至诚当然是有女人送上门来，完全没有必要，王建南却是不想也不需要；上次把婷婷发给他后再没有半句下文；还有他和沈秋之间的事，更让人觉得十分古怪。

他在**方面真有问题？还是他是情圣？抑或两种都不是？男女感情世界里有我未知的领域？

算命人正想走，我赶紧抓住他袖子说：“你把话说清楚，我再给你50元。”

算命人附在我耳边，悄悄说出了两个字。

听到这两个字，我心头一震，如遭雷击，差点把耳屎震出来一大坨。

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都会遇到几次如遭雷击的震撼。这样的震撼可能是幸福的，幸福得昏头转向、魂不守舍。比如说我读高一那年，第一次看见沈秋在舞台上跳双人舞，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可以让人黯然消魂；再比如我在师大礼堂第一次见周家梅，她青春的身体、美丽的容貌确定了我当年的奋斗目标。

但有时候这种震撼是痛苦绝望的，记得上幼儿园时，有一天我穿着开裆裤，蹲在街边小便，屙完尿提上裤子就问老妈：“**爷爷上不上厕所屙尿尿？”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老妈脸上痛苦和绝望的表情，那不是痛苦的修辞学，是地老天荒的痛苦，也不是修辞意义上的绝望，是绝望本身。好像一个女人同时失去一百个亲人，又被一百个男人同时强暴。

那天以后老妈对我如避瘟神，整整一个月不敢抱我一下，不久**去世，老妈榨干了最后一滴眼泪花，终于把思想搁平，既然要逝世，那上厕所肯定免不了。

但我今天受到的震撼，与幸福或痛苦无关，与希望或绝望也无关，它只是一种惊讶！

简直可以说，算命人刚才告诉我这两个字，改变了我对友谊、对爱情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大家都是成年人，谁也不比谁傻，这两件东西如此简单，我们早就理解了，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我们惊奇的地方。但不得不说，正是这天下午的惊奇，以及随后在我和王建南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必须把这段生活忠实记录下来。

回到茶座上，我很久没说一句话。

王建南正在读报，版面上有一行醒目的标题，说的是警方又破获了几起拐卖妇女儿童的大案。

显然他正在为红姐的事忧心重重。

平生第一次我意识到，在我与王建南的朋友关系中，我比较自私。所谓自私，就是只关心自己JB，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尽管每一回泡妞前后，我都对王建南说，粉子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平等常常是以朋友的谦让为代价的。

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卡萝酒吧门外，趴在府南河边上呕吐的敏敏。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她狂吐的样子像是放声悲歌的样子，她痛哭的样子现在想来真让人撕心裂肺。

我后来完全搞不清楚，这样的事算不算得上犯罪？

现在，我知道了王建南更隐秘的事以后，我很难为以前很多事心安理得。

像王建南这样的人，算命人后求说他这种类型的男人是千里挑一，对此我深信不疑，我知道古人说：“百岁之狐为美人，千岁之狐为淫妇。”意思是说，一只狐狸精修炼一百年可以成为美人，修炼千年才成为淫妇。虽然是封建迷信，但也说明，不是随便那个娟娟素芬、阿猫阿狗都可以当淫妇的。

看来，我以前对王建南的猜测全部错了，他既不是性无能，也不是情圣。他只是一个光棍，一个很普通，又很不普通的什么棍。

我个人认为，王建南没有去坐台，已经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我居然还抢他的粉子，确实很不公平，对女人更不公平。

当然，从我的愿望出发，让王建南去“坐台”当然很好，但从现实角度上看，也不太合适，甚至还不如在广告公司搞文案策划。

这个行业最近几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赚大钱很不容易，除非卷走某个富婆的细软逃跑到沿海。我估计，以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如果要包装成“青春偶像”型，好好装酷打扮一下勉强算是一个帅哥，但毕竟已是30出头的老男人；如果要走“知识型”路线，本身才华虽然绰绰有余，但现在是一个文凭社会，连贪官都有博士文凭，他那点本科学历远远不够。而且我听说，最近上海那边的一些“富女”同志，对“小白脸”的要求越来越高，除非是老外，她们才不论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一网打尽，欧美亚非拉兼收并蓄。如果是中国帅哥，要求就不一样了，就算达不到“才如余教授”，外表也要“貌比谢霆锋”。

最后我觉得，从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出发，最适合走一走“实力派”路线，但那种夜生活特别辛苦，和养猪场的配种猪差不多，对以后的感情生活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白日作梦，坐台当“鸭子”首先就过不了精神文明这一关。在现实生活中，我根本想不出一条具体的措施，可以弥补多年来我对朋友的惭愧之情。

天色暗了，我和王建南抬起坐麻了的屁股，走出了大慈寺。

王建南说：“红姐的老公可能靠不住，必须亲自去找。”

我说人家的老婆你比人家还着急，然后我想起了以前的事，问他：“咋个你后来不和红姐来往了？”

“前年我们吵过一架，我不该逼她”王建南的表情明显有一丝愧色。

他把事情仔细跟我说一下，听他说完后我才知道，原来红姐的家庭情况非常糟糕，她在地下舞厅一个月“砂轮”下来，挣的钱只够老公打麻将，还有女儿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所以王建南一再坚持要给她钱，红姐坚决不接受。她说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么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么什么？

最后王建南威逼她说，如果不接受，那以后就不必再来往了。没想到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联系。

王建南说，在红姐和他的感情之间，红姐总是要拼命维护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确是红颜命薄。

没想到新世纪了，还有这种“方脑壳”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让别人干着急。难怪当年“口红门”事件时，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编的故事那么感人，没想到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红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们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顺城街两边的“洞洞舞厅”分头找。

到了晚上，我们在办公室碰了头，都一无所获。

深夜终于接到红姐老公打来的电话，也说没找到。

最后，我和王建南只好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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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了，红姐还没有消息。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客户代表聊天，说起东郊一个下岗女工两天不见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小叶说：“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不可能！”

小叶莫然其妙，急忙说：“是你们熟人嗦，我这张臭嘴巴打胡乱说的？”

我也认为绝不可能，我想红姐总算很有些姿色的粉子，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跳蹬河那种地方去。

王建南嘴上虽说不可能，但心里不得不当一回事，他放下刚吃了几口的盒饭，跟我要了汽车钥匙，冲出门就走了。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王建南的，电话里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向东，你赶快过来一趟。”

“情况怎么样？”

“你带一千块钱来。”

一千块钱！

——四个字差点把我惊得差点瘫在老板椅上，尽管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一听到王建南说“一千块钱”，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红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居然这么愚昧。

跳蹬河是府南河下游10公里的一个回流处，每年春夏涨水时节，上游成都周边地区跳河的人如果当时捞不起来，大多数都会漂到那里去。当然，每年漂到那里去的基本上都是女人，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选择跳河这种方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所谓1000元，就是给跳蹬河“捞人专业户”的起价劳务费。

我从卡上取了两千块钱，在蜀都大道上拦了一辆出租，往东郊方向拼命赶去。

路上，我拨通王建南的问：“具体在哪个位置？”

“姓杨那一家，一问都知道。”王建南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由于每一年都有极其个别的妇女同志不能正确对待人生挫折，思想上一时想不开，选择了一种对生活很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对待人生，于是往府南河里跳，有些妇女就会漂到下游的跳蹬河，当地一些原来的渔民因为在河里再也捞不到鱼了，平时就以捞人为生。他们通常先把人捞上来放好，找人的家属在那里找到亲人后，一般情况下给一千元。也有很多情况是家属事先不知道亲人在不在河里，只知道失踪了多少天，于是“专业户”便应家属要求下水去找，最后根据捞上来的难度、以及尸体的腐烂程度，费用从1500至2000元不等。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鱼比猪肉还便宜，草鱼才一块多钱一斤，渔民简直活不出来，捞人的利润要高得多，一个“捞人专业户”基本上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专业户还盖起了新房，正在奔向小康。

王建南让我带1000块钱去，当然就意味着，红姐已经找到。

看来总算没有更糟，红姐在府南河泡了两三天就捞了起来，只花了一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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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姐已经去世了，当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红门”事件如今已无对证。

想起红姐短暂的一生，想起她对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认为自己应该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现在觉得，就算她当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红的真相说了，我也应该原谅她。

其实，就算她还活着，我很可能也会原谅她。

因为天气变热，红姐当晚就烧了。她的后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会那天我也去了，其实，红姐这种身份的人并不存在什么追悼会，丧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没想到红姐12岁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别熟，亲热地喊他“干爹”。来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红姐一样的下岗女工，王建南说她们是红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报社的发行投递员，这几个女人哭得来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泪花把脚背都打湿了，比电视机前看连续剧的人流的眼泪水还要多。

我发现她们不仅在哭红姐，可能也在哭自己，以至于场面相当凄惨，让人惨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两眼潮湿。我觉得自己应该为红姐掉几滴眼泪下来，虽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过两次火锅，她为我的“口红门”事件打了掩护，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厅”，我一把将她搂了过来，她惊慌得像一只兔子，一双单纯水灵的眼睛与她年龄很不相称，如果不是那个光头男人跑过来，我当时就差点勃起，当年的红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这些往事，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的眼泪花马上就要挤出来了，我拿起卫生纸擦了好几回眼睛，纸还是干的。

我想是因为今年开春以来，我的好事太多了，开创了自己的公司，还有沈秋透露的信息，让我和周家梅的感情燃起了希望，所以根本流不出眼泪。

已经好多年没有尝过流泪的滋味，上次流泪是追求周家梅的时候在师大校园，这些年在商场混久了，做为一个白领，当然要面如白板、心似白纸。

下午出殡的时候，来了十来个人要打“丧伙”（成都方言，指丧事期间打麻将，婚事期间打麻将则为“喜伙”），当时王建南表现得极端愤怒，拿起一把菜刀就从里面冲了出来，把人家全都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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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新跨越公司的人给我转来一个挂号包裹，包裹上写着：“胡向东先生转王建南亲收”

当然是红姐临死前寄来的。

王建南所在的报社刚刚停刊，红姐还不知道我们已办了新公司，所以她只好寄到我原来的公司转交。

王建南拆开包裹，我看见里面是厚厚一大叠纸。

“不会是情诗？”我问他。

“是又怎么样。”王建南翻了几页后叠好，然后像捧着宝贝，一个人离开了办公室。

中午休息时，我跑了一趟太平洋百货，精挑细选了一双意大利牌子的女凉鞋，周家梅的生日就在明天。

回到办公室，我把高跟鞋放在桌子上，俯下身仔细观赏，小叶也过来说，太漂亮了，哪个女孩有这么好的福气？

的确很漂亮，鞋身秀气，鞋根纤巧而有力，整个线条看起来简直惊艳无比，周家梅穿上它也一定惊艳，走一路凌波微步、翩苦惊鸿。恍然间我似乎已看到她穿上了这双鞋，正站在我的大办公桌上，像当年一样妩媚地展现她的美貌，挑衅地俯视着我、诱惑着我，像站在T型台上的模特一样骄傲，让我心跳不已，也为我自己的眼光得意不已。

这时，王建南回到了办公室。一小时不见，他神色萎顿，两眼红肿，眼瞳里布满了血丝，很让人同情。

王建南走了过来，我赶紧把鞋子收起，他走到我桌前，放下一张纸说：“红姐的信，有一张说是要给你看看。”

我拿了起来，字迹很潦草，但文字端庄娟秀像红姐本人，还有些错别字：

胡经理：

我要走了，我走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说几声对不起你，我欺骗了你们的信任，前年建南要我帮你个忙，你家出了一个口红，要说是我的，你们是好朋友，我同意帮忙，就走（去）了你的家里，晚上回来了，我心里一直不安稳，看周记者是个好女人，我们都是女人，女人何苦欺骗女人，我一个月不安心，听建南说，周记者很好，我在报纸上读她文章了，到六月份了，有天路过报社，我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走进了周记者的办公室，我把那天的事和她讲清楚，你们都是有知识有水平的人，胡经理能干，男人做坏（错）了事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女人就可以原谅，不像我屋头的男人一辈子改不到（了）。周记者那天就说，她要原谅，要给你机会，她长得很漂亮，我真的很羡慕，我喝不到你们喜酒了，祝你和她白头到老，早生贵子——欺骗你不对，请千万要原谅，不要怪我这个人多嘴，我想为你们好。我在天上的灵魂也要祝你们——

后面的字已完全看不清楚，我两眼一团模糊，眼泪花奔涌而出，我已从老板椅上瘫软地滑到了地板上——

“红姐，很对不起！应该是我请你原谅！”——我想起当初筹办公司时，如果我在刘至诚面前稍微坚持一下，她就可以到公司上班，王建南就有机会和她联系，她就不可能山穷水尽最后走上绝路。我还想起前天，当我赶到跳蹬河，远远看见王建南趴在地上哀嚎，旁边的一床烂草席裹着红姐的身体，那是我曾经抱过的身体，她生动的身体、惊慌的表情仿佛昨天还被我抱过。当时我本想走过去安慰王建南几句，我走到离他们5米远的地方，再没有走上前，我不能忍受发出的臭气——我不敢相信，我已经变成了什么东西。

眼泪花砸在了手背上，多年没有流过的泪水好像要全部冲出来，生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我右手紧紧捂住嘴巴，决不能发出半点声音，让别人听见了很不好，但喉咙很不争气，已经发出了阵阵“呜呜呜”的声音，听起来又陌生又古怪。

“小叶，这儿没你的事！”王建南的声音在说。

他走过来，扶住我肩膀也蹲了下来。我们像两只煮熟了的草虾。蜷缩在办公桌下，两个男人呜呜咽咽抱头痛哭，为曾经得到过的爱，也为我们已经失去的爱，为一个女人，也为两个女人。

我手上还紧紧攥着那一支白色高跟鞋，但现在，我那里还找得出半点勇气，去面对周家梅？

看了红姐的信，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周家梅要坚决和我分手！为什么她当时没有和我分手！

红姐跳河之前，一定不知道我和周家梅已分手，她自杀的事，周家梅当然也不知道。

过了5分钟，我和王建南才从悲恸中平息下来。

王建南安慰我说，红姐走得很安详，她在遗书多次提到“人生无悔”的意思。

我理解她这种感觉，一定是指她和王建南这段恋爱。

我从桌子底下站了起来，简直太丢人了。

幸好办公室已没有人，幸好这时候没有客户进来，要是被别人看见了，以后谁还敢把业务交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