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味的医疗（2 / 2）

一位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说，在1911年前，平均来说，凡看过一个医生的病人，其情况要比没有看过医生的病人还差。换句话说，一个远离医生的病人，其恢复的机会比去找医生的病人更多。（我们看见更多的最近研究表明，在医生稀少的时期，死亡率是下降的）

我从医学院毕业是1938年，在那个年代，医学是更多像牧师的职责而不像科学。有一个被津津乐道的考试题是：假如你在一个荒岛上生存，随身只能携带六种药物，那六种药物能满足你做医生的需要？答案是：治疗梅毒的砷剂，治疗疟疾的奎宁，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治疗恶贫血的肝制剂，治疗心脏病的洋地黄，和止痛的吗啡。所有其他的药物，纯粹都是安慰剂，除了心理作用外没有任何价值。手术也主要局限于接骨，扁桃体切除和腹腔器官的切除。产科医生知道，他们做得越少，对病人越好，他们的老师忠告他们：等着，不要干扰，让其自然分娩。

抗生素的发现开创了现代医学，但并不是所有的感染都能治愈的，比如对病毒感染，我们就没有好方法。我们对许多中风，多发硬化，和阿尔采默氏病等的治疗，可能只是比安慰剂略胜一筹而已。

随着高科技介入医疗的日益增多，有些手术已成了二面刃：我们切除了本来永远不该切除的扁桃体，淋巴腺，子，还断言它们是感染灶所在。

我们据凡增大的腺体都是有害的这一可疑的理论，用x线照儿童的增大的腺，以后由于x线的作用，这些腺产生了癌变。

我们给孕妇des（己醯雌酚）以预防流产，其结果却造成了他们的女儿发生生殖系统肿瘤。

我们给孕妇thalidomide（反应停）以帮助睡眠，却造成了她们的小孩出生时发育不全。

我们将食欲抑制剂给病人以帮助减肥，结果却因药物造成白内障而使病人失明。

这样的例子似乎没有完，我们无意识地将给药的目的由治疗而转变为杀伤，将手术的目的由帮助而转变为催惨。

我知道一些医生，甚至是癌症协会的发言人，当他们自己得了癌症以后，就放弃了用常见的药物去治疗不常见的疾病。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神仙，作为一个普通人，实在没有什么事可做。从总体来说，肿瘤的治愈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帮助病人的医生，广受称颂和尊敬，他们总归还是从病人的痛苦中赚钱。

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把医疗和经济分离开来的议题，即使将此议题转向州政府，还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麻烦，因为它又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和一个税收事件。

我知道一位牧师，因为部分地解决了他教区内一位居民的困境而声誉鹊起。病人正当壮年，是一个四十五岁的管理人员，有着太太和二个小孩。他因一次车祸碰撞，头部受伤而陷入昏迷，几周以后显然回天乏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如今天的尖端技术能使几乎无望的昏迷病人存活，但我们为维持这个病人的生命迹象依然竭尽努力。这个病人被置于热毯之中以维持体温，用呼吸器以维持呼吸，静脉输入养料和水分，他在无意识的植物人状态维持着生命。几个月以后，病人的太太向医生和医院提出抗议，因为他们的医疗保险已大大的超支，她再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而且她知道她将成为一无分文的寡妇。没有人帮得上忙，医生和医院忠告她说，伦理道德要求他们想尽办法维持病人的生命，我也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妇人找到了她教区的牧师求助，牧师便打电话给医院的行政主管，他解释说，“一周之内，这家人家的医疗保险将因超支而停顿。这位太太没有任何私人基金，现在连养活她自己也成了问题。我已对她说了，一旦医疗保险停止，她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和责任去付医生和医院的账单”。不知怎么搞的，同一件事在几天之内，医生和医院都找到了停止氧气，暖毯，静脉输和持续护理的理由。（尽管撤去了这些支持疗法，像有些会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个病人又继续存活了五年。）

我不想反应过度，尽管这个病例是失败了，但医学还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我们控制了糖尿病，高血压，恶贫血和许多传染病，我们还能成功地施行某些心，肺，脑的手术，我们能用有效的人造关节替换病损关节。甚至有些肿瘤已能治愈，其它的肿瘤也能缓解。不过，我发现我自己为了让这些正面的成就来支撑我的信心还是有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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