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工作 1（2 / 2）

“你小便时有痛苦吗？”

“有。”

如此继续进行，对阿尔提出的所有相关症状，病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回撤到走廊。“你们是怎么想的？”我问学生们，他们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病人是情绪紧张。

“不错”，我祝贺他们，“现在让我们回去看看我问的问题会得到什么回答。”

我们重新进入房间，“你好象很焦虑”，我对病人说。

“我是很焦虑.”他说。

“你有没有去看过神科医生，为着这个毛病？”

“看过。”

“哪个医生？”

他随后讲出了这个社区每一个有名的神科医生的名字。

“为什么你认为你很紧张不安？”我问。

“因为我是双的取向，因此我的婚姻失败了。”

“你有没有对神科医生说这件事？”

“没有。”

“为什么不说？”

“他们从来不问我”，他回答。

回到走廊我们讨论这个病史，“你们看”，我对学生们解释，“多么执拗倔强的一个人，这就是让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取得如此简单资讯的原因。”

我一向不明白，人为什么如此虚弱，为什么在潜意识里坚持要把不愉快的事情排除掉？今天，我发现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介凡人，凡不喜欢的，就忘掉它。我知道怎样采集病史，怎样把病人引导回事实，那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像我讲述的这个病人的故事，把他们理解力的局限当成笑话来讲。我自己没有理解力的局限，和大部分医生一样知道许

多有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但我还是把自己医生的名字排除在记忆之外，为什么？因为他治疗过我的癌症。也许，假如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话，他会对我讲个故事：“我有这样一个病人，他曾是有名的医生，你知道当他自己生病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十一月——第六周

我回来上班看病六周了，过去通常不屑一顾的一些事情现在总困扰着我，我知道这和我自己的疾病有关。我对病人的不幸更情感化，几乎不能处置一个坏的消息，我不知道这是否已损害到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能力，我再也不能将自己完全从这种事件中脱离开去。

今天，佩蒂死了，是棕榈泉的一位急诊室医生打电话通知我的，他不知道死亡原因，只知道佩蒂曾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打从佩蒂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一直替她看病，她有青少年类风湿关节炎，死的时候才三十五岁。

困扰着我的是她为什么死亡？我那里做错了？二星期前我刚看过她，并对她说可以外出度假。她是死于我给她的药物的罕见过敏呢？还是发生了新的疾病？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她的死亡，在她身上我是失败了。在接到她的病理解剖报告之前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即使获得报告之后，也许我们还是不知道其死亡的确切原因。

我感到十分沮丧，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一次有这类事情发生，我都会有同样的压抑和犯罪感，我要预防死亡，但事实是我总是失败。有时还算运气，预先阻止了不可避免的事件，但最后我还是以失败告终。沮丧不断向我袭来，不过几天之后它离我而去了，因为我不能允许它笼罩着我，我必须继续前行。现在我面临着一件最难堪的事：

我认识佩蒂的家属和亲戚，他们将我视为家属的一员，我将不得不去参加这个我所畏惧的丧礼。好多次我有一个幻觉，确信丧礼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指着我说，‘那个人就是她的愚蠢的医生’。奇特的是，以往每当我的病人死亡时产生的感觉，这次却并没发生。取而代之的是我向家属致意，我们互相拥抱和一起流泪，他们谅解了我，还把我安置在丧礼的贵宾席上。让我不懂得是，我在防止死亡的工作中失败了，我还是被冠上荣耀。我一直害怕有人会抓住我，而后家属们一拥而上，用手指点着我，向大家哭诉，‘它是一个骗子’！

在佩蒂的葬礼上，家属们用眼泪，拥抱和亲吻向我致意。我坐在包厢里听着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赞扬，听着牧师对她永恒的生命常驻在天堂的承诺。当我离去时，家属们对我的出席再一次的表示感谢。在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我以前是活在错觉之中，病人并不期望我创造奇迹，他们把这种期望留给了牧师，他们对我的要求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并在失败时对病人赋予同情，假如我早先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会参加更多葬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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