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已经四通八达,这原本没有来得及实施的计划,已经在各个城镇厂矿间悄没声的开始了。开始只是拓宽的一些,走的人车多了,这是必然的,兰芳很多地方比较平缓,这倒也不算什么,开始是港口先动工修建通向周边的大路,接着就是几个厂子为了运送设备原料,修了通向码头的简易路,不久开始修成硬质路面,有的是夯实的炉渣,有的是石板……
好呀,交通局就成立了,铁路公路桥梁还有内河运输全管,搞规划搞设计筑路建桥这一大套又开始了……通过铁路公路,兰芳还可以快速调动兵力,运送物资。换防的事对于江四水再也不用愁得头疼了,就是不坐车不骑马,步兵大队一上路,大步流星一溜烟,轻轻松松几十里下去了。
布鲁克总督府也来商谈通车的事宜,还拉着文莱、沙巴。由兰芳控股的婆罗洲铁路公司包揽了铁路建设,煤铁在婆罗洲都不缺,也有了炼铁厂、机械厂,火车的设计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只要有人出钱,随时可以勘测设计。
随着铁路的修建,途经的城镇迅速发展,有一个问题逐渐凸显。
沙巴总督府后议事厅,大幅的坤甸、东万律、山口洋、沙东地图摊满了长长的桌案,贺总督和几位洋人、还有陈逸杰,还有两个华人工程师议事。
李富源帮着收拾地图资料,“……伦敦作为英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强的吸引力,导致大量外来人移居伦敦,人口增长迅速。14世纪初伦敦人口4万,占英格兰总人口375万的1.07%;……至1750年,伦敦人口达到67.5万,占英格兰总人口600万的11.25%……1801年为111.7万,1841年为223.9万。”一个洋人的声音。
“200万?上次去还真没想到这么多呢,好家伙,比整个婆罗洲的人都多。”李富源把总督的茶杯续满,心想。
“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伦敦,早就出现严重的住房问题。1545年就有人发出书面的怨言:倔强的乞丐、妓女、懒汉和挥霍浪费的人,居在一些小房子、茅舍和临时住所,因此乞讨、流浪、奢侈、盗窃、梅毒、鼠疫、传染病、普遍疾病和残废相继发生,一天天损害着城市的美观。”另一个洋人附和着。
“大批贫穷移民来到伦敦,单个人租不起房子,只好几个人挤在一起或在城市边缘建造窝棚等临时住所,形成贫民窟。伦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拜特纳格林,是伦敦最大的工人区,伦敦的绝大部分工人都集中在这里。我和拜特纳格林圣菲利普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聊过,他对于自己的教区,曾这样描述:这里有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1200英尺见方的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10——12英尺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前一个洋人说,抬抬眉毛,摊开两手。
“确实是这样,城市贫民窟,不仅生存空间十分拥挤,而且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很多房子没有窗子,常年不通风,也没有干净的水源。六年前年的夏季,从泰晤士河发出的疠气变得那样令人无法忍受,以致发生了国会迁移会址的问题,但是伦敦的一些自来水公司还是把它们的水管入口装在特丁顿水闸下面。”
“哦,太恶心了。”这个洋人是个法国人,正在进行的巴黎市政改造计划,可要比伦敦人高瞻远瞩多了。
“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中,工人们的居住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想象。再加上工厂排放的废气,污水污染,贫民窟极易诱发传染病,因而工人居住的贫民区成了热病、伤寒、霍乱和其它传染病的滋生源,一有疾病发生,便迅速蔓延,严重威胁工人的健康。”
“一旦流行病发生,它就不分阶级,不分贫富地传播。尽管富人的生活居住条件好,但传染病却不给他们特权。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就在1861年的温莎城堡死于伤寒,年仅42岁。据记载,伦敦1849年霍乱流行,一次就死亡14000人。”贺总督说道。李富源记得那年他们去的时候,见到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丧服颜色。
“私人住宅公司和一些慈善机构开始兴建住房。由于在伦敦中心不可能人人自己有一幢房屋,而且工人也负担不起,因而他们为了快速营利而开始粗制滥造的建造成排的杂院房屋。自1863年以来,通过改良工业住宅公司来建造每间每周平均租金二先令一又四分之一便士的廉价房而获得成功。”一个华人工程师说道。
不过,贺公子很不以为然。因为到1884年,虽然为25000人建造了或建造着杂院房屋。以一先令十一又二分之一便士的租金供应着两万人的需求。但这种“模范住宅”运动对于急需住房的人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此外,商人们的自发行为虽缓解了伦敦城市的住房压力,但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首先是住房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大部分街道狭窄,平房连片,拥挤不堪。商人们看到有利可图,建造了许多连排式大杂院、背靠背式、单向公寓式等各种住房,用于出售或出租。
而这些房屋的租金,到七八十年代还是上升到4先令9便士,这时租两间房则要花7先令6便士,已经超过半熟练工人的收入。在伦敦的克拉肯沃尔、圣卢克、圣贾尔斯和玛丽勒本等贫民区、房子的平均租金是一间房3先令11便士、两间房是6先令,三间房是7先令5便士;这儿的1000多个家庭中,88%的家庭所付的房租超过其收入的五分之—,甚至达到二分之一,仅有12%的家庭所付的房租低于这一数字。
法国工程师带着点自豪的说:“根据正在实施的排水工程设计,巴黎的下水道均处在巴黎市地面以下50米,水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总长2347公里,规模远超巴黎地铁,难怪雨水到了地面便迅速了无踪影。还有一连串数字可以说明这一排水体系伟大: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需要1300多名专业维护工……”
“……还在小下水道中设计建造了蓄水池,利用蓄水池的水增强冲刷效应,避免下水道堵塞。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还修建了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雨水和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者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他说的就是眼下这位拿破仑三世,慧眼独具的任命奥斯曼的男爵,在十几年的1851年开始耗时18年的大师之作——奥斯曼巴黎改造计划。
“城市改造的核心是干道网的规划与建设,之前的巴黎,已经被数量庞大的马车彻底瘫痪了交通,所以奥斯曼在密集的旧市区中,征收土地,拆除建筑物,切蛋糕似地开辟出一条条宽敞的大道,这些大道直线贯穿各个街区中心,成为巴黎交通的主要交通干道。”
“这里也要注意,城市左右道陆路的两侧,种植高大的乔木要成为定制,巴黎的林荫大道开世界风气之先,这一点要很好的借鉴。”贺公子示意记下。
“城市地底下的工程才是城市建设有没有远见的最佳指标。巴黎的地下工程引以为傲的下水道系统,简直就像一个地下城市,每条街道地下都有宽敞的下水道,也标有街道名称。对应上面的位置,很便于管理。巴黎大下水道出人意料的宽敞,中间是宽约3米的排水道,两旁是宽约1米的供检修人员通行的便道。”对于给排水系统非常有研究的一个华人工程师发表意见。
“对,我赞成,即便这几个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也要尽可能符合日后维修的需要。”一个洋人也说。
贺公子示意记下:“应该这样,南洋的排水问题更应该注意。”
“南洋?我们要建成这样的?”李富源在一旁琢磨着。
“奥斯曼的都市计划严格地规范了道路两侧建筑物的高度、形式,并且强调街景水平线的连续性,这些么,可以留到日后仔细规划时考虑。不过,在他的城市规划中,利用大型空地开辟出来的公园。以及保留资源地景开辟出来的大型公园,一定要借鉴。”贺公子一面看着巴黎规划图一面说,法国工程师见到总督对于巴黎的设计规划如此推崇,很是高兴。
喝一口茉莉花茶,想喝绿茶要明年春天啦,放下茶杯:“奥斯曼的城市规划不只注意到整体的层面,还包括街边的家具设计,钜细靡遗。街头的实品每一件都是城市设计的经典之作,不仅实用而且美观,增添巴黎都市的风采与气质。”
其实,最令他佩服的是这些超过一世纪之久的街道家具。直到他来的时候,仍然非常好用。不但毫无过时的感觉,反而成为代表巴黎的象征。这个城市规划历经百年将仍属世界一流。远见宏规,不得不令人佩服。即便在改造的细节上,在座的几位还有不同见解,也已经不能不肯定这一规划的先进性。
最早的路灯出现在东万律老城区。根据城市改造规划,政府做出决议,要求城区马路两侧每隔100步要安装一盏路灯,是油灯,安装和维修费用由沿路房主承担。于是,老城区开始有了路灯。开始有的小巷里面的商户们提出能不能在自家门前小巷里也安上,政府当然同意。你安我也安,到后来大街小巷邻街各门旁皆悬灯一盏。
一到晚上,灯火夫逐一燃亮路灯,沿街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
过了年,政府筹划由政府出资安装路灯。在与照明公司达成协议时,政府提出将专营权授予该公司的若干条件之一,就是公司要为马路以及其它道路提供路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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